1945年蔣幫中國盜匪入侵福爾摩沙，欺、壓、搬、偷、搶、殺

1945年蔣幫中國盜匪入侵福爾摩沙，欺、壓、搬、偷、搶、殺

1945年10月24日，陳儀、嚴家淦、連震東及宋子文的業務代理坐美國飛機抵達台灣台北。黃朝琴安排了盛大的歡迎場面，包括成千兒童在大太陽下站了好幾個鐘頭。

10月25日早晨，受降典禮前

嚴家淦：「長官，你在笑什麼？」

陳儀：「你知道嗎？ 真是諷刺。1935年，約10年前，也是在這裡，我來台灣幫日本人慶祝日本擁有台灣40週年時，我還在此對台灣人民發表過演說哩！」

嚴家淦：「你當時說什麼？」

陳儀：「我當時很羨慕台灣人能當日本國民，我主要是向台灣恭喜，恭喜台灣人幸運地成了日本國民。」

嚴家淦：「現在你要對台灣人說什麼？」

陳儀：「我真想消遣台灣人說：台灣人，你們真不幸做了日本國民，今天才會不幸到落在我手裡。」

嚴家淦：「長官真要這麼說？」

陳儀：「不會啦，這次任務重要，心裡話可得憋著。當然要先誇說強盛的中國打敗日本。再為台灣光復、台灣人得救了而歡呼。來麻醉台灣人民。」

   

    受降典禮後不久，日本台灣總督安藤被以戰犯之名押送上海，最後安藤在獄中自殺。

    1945年10月25日下午，台北市政府（今行政院院址）

陳尚文：「黃市長，謝謝你的提拔，我才能來台北當警察局長這肥缺。真想不到台灣竟這麼富足、康樂！」

黃朝琴：「以前我們在中國外交部時，就合作愉快。現在有好的，我當然不會忘了你。」

    1945年11月1日，長官公署

    陳儀召開軍憲警會議

陳儀：「這段時間大家吃喝玩樂夠了，現在打起精神來執行任務。依照蔣主席的交代，第一階段是將日本儲備的軍用品與日用品搬光，運往中國。為了這項任務，軍、憲、警必須通力合作，有任何人妨礙搬運效率，須立即呈報，嚴懲不貸。」

警備總司令柯遠芬：「長官，士官兵因在中國沒見過這麼富足的社會，早已在街面及村莊又偷又搶。管或是不管？」

陳儀：「反正台灣不是我們的家，我們也無意久留，只要不鬧成大事件，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樣警士官兵可得到滿足，我們也可以少發點薪餉。」

嚴家淦：「我已清查各銀行，發現各銀行有很多日本政府存款，日本人真是頑固式守法，分文未動過。9月份時，戴笠手下先來過，已從台灣銀行，領了20萬美金不知去向，但他們總是粗人，他們領走的僅是人民的公共基金，他們並未查知日本政府在台灣的儲備金。我們可以先領出一部分來向民間購買物資，以加速運出台灣豐富的物產。」

陳儀：「不是一部分，要全數領出，全數投入採購物資。」

嚴家淦：「那會造成通貨膨脹，嚴重物價上漲。且須留些要發給軍警與行政人員的薪餉。」

陳儀：「沒問題，現在用的是日幣，日幣用完，我們就自己印台幣。需要多少就印多少。等台灣被我們挖空、榨乾、吸光而造成混亂時，我們就走掉了。你們應該也知道，現在中國已民不聊生，急需台灣這些物資。若我們搜括的速度慢了，蔣主席在中國更會岌岌可危。另外，你必須督促金、鋁、銅、煤等礦產加速開採，務必在台灣被我們搞成人間煉獄前，得到最大的收獲量。」

嚴家淦：「是！」

    1945年11月初，台北市政府（1945年11月1日，台北市政府遷往建成國民小學辦公，原址供長官公署使用）

楊鵬：「黃市長，你要救我！」

黃朝琴：「楊院長，你是高等法院院長，掌握著別人的生殺大權，還需要我救你啊？ 我有沒有聽錯？」

楊鵬：「黃市長，你別消遣我了。法院的法官要怎麼判，還不都是要依你們的指示才可。」

黃朝琴：「到底怎麼了？」

楊鵬：「前些日子，我見高等法院內有不少高級桌椅、沙發與立鐘，甚是喜歡，我就搬了回家。這事傳到了吳檢察官那裡，他竟跑來要我分一部分給他。我不答應，就吵了起來。現在竟以偷竊公家財物罪起訴我。黃市長，你評評理：大家千里來到台北，不都是因為聽說台灣肥美嗎？ 好東西當然大家搶著搬。先搶到的先贏。不都是這樣嗎？ 他搶慢了，搶輸了，竟然耍賴，竟然因此起訴我！ 黃市長一定要救我，我會忠心聽你使喚的。」

黃朝琴：「你本來就是必須聽我使喚的。」

楊鵬：「我說錯了，我一定為你赴湯蹈火。」

黃朝琴：「我會救你的。他太白目了，還是你機靈，你知道見不到陳儀長官，懂得來求我。其實，只要吳檢察官來求我，我隨便可撥幾樣好傢俱給他。我早來幾日，倉庫裡多的是。」

楊鵬：「他就是白目，可是他已起訴我了！」

黃朝琴：「我現在就叫警察局陳尚文局長，派人去把他抓起來。若他無悔意，就繼續關著，永遠不得釋放。你安心地回去吧！」

楊鵬：「謝謝黃市長！」

  1945年11月中旬，行政長官公署

嚴家淦：「報告長官，有一大批日本儲備的金條，在美軍轉交給先遣的中國軍官後，接收的中國軍官連同金條同時離開台灣，到現在無法查知是哪一派系帶走的。另外，我由台灣各地糖廠的紀錄，及基隆、高雄兩港口的進出報表查到，早在我們抵台之前，宋子文派來的人，已搶運達六十萬噸的蔗糖到香港的私人倉庫，那是全台灣百分之九十的儲備量啊！」

陳儀：「他搬走就搬走了，他是老頭子（蔣中正）的大舅子，還是別提了的好。日本人在台灣的財富，有幾十億美元的價值呢。老頭子不會在意給宋子文那些的。我們別多事。你傳令下去，蔗糖與白米都必須大量生產，並管制配售。上海與南京正大缺貨呢！」

　　「還有，金、鋁、煤等礦也需徵調台灣苦力全力開採，煉油廠要每天24小時全力生產，僅儲備量搬光還是不夠中國消耗的。至於民生用品方面，食鹽、火柴、酒、樟腦、紙、醫療用品與嗎啡，除留一部分我們在台灣配給用，全數搬光。」

嚴家淦：「報告長官，火柴不可搬光，我們在台灣的搜刮工作至少要延續一兩年以上，這段時間，非必要，不要引發大動亂。沒火柴就沒法煮飯吃。讓台灣人吃不飽沒關係，但沒人願意坐著等餓死的。應先留下一些火柴，讓台灣人民在新的產量出來以前，省著用。」

陳儀：「現在火柴存量有多少？」

嚴家淦：「三百五十萬箱。」

陳儀：「那就留一千四百箱給台灣人用，並公佈須省著用，得用半年。」

嚴家淦：「知道了！」

陳儀：「最重要的是，黃金和煤炭務必全面的、儘速的開採，這兩樣都是蔣主席特別叮嚀的。務必督促在最短時間內，達到最大開採量。全數運到中國給蔣主席。」

　　1945年12月10日

黃朝琴市長：「祕書，前美國領事館旁的那幢大洋房我喜歡，你去告訴那家人立即搬出，傢俱設備必須留下。」

祕書回報：「市長，那主人是位台灣婦女，卻很強硬。」

黃朝琴：「你沒告訴她是黃市長要的？」

祕書：「有啊，可是，看不出她竟有膽拒絕！」

黃朝琴：「看來是知識份子，就以她和日本人通敵的罪名把她逮捕了。」

隔日

祕書：「報告市長，美軍顧問團的聯絡組軍官來訪。」

黃朝琴：「快請進來。」

黃朝琴：「大駕光臨，請問有何貴幹？」

美軍軍官：「是這樣的，昨日有位被捕的婦女，她自戰前即因鄰居的關係，與美國領事館人員有來往，現在我顧問團裡還有不少人與她熟識。她因與美國人有來往，在戰時即被日本人視為監視對象。但昨日被捕時的罪名卻是與日本通敵。這可就是怪事一樁了。跟日本人最熟的不就是黃市長你自己嗎？」

黃朝琴：「啊！大概又是手下工作的人出了錯，才會誤會，我先鄭重道歉。以後我會吩咐下去，把美軍顧問團認識的台灣人，列出一張所謂的良民名冊，來加以保護。」

　　1945年12月15日　台北，長官公署

黃朝琴：「報告長官，在日據時期，台灣人的知識份子即曾與日本總督協商成立各級議會。由台灣人民選出代表，監督日本政府，提出民眾心聲，已歷經十年以上。雖然日本官員並不一定真的聽取意見，但總有一個讓台灣民眾發聲的管道。現在台灣各地仕紳，以林獻堂為首，已在強力陳情，要恢復各級議會制度，請求執行法律，維持社會秩序。」

陳儀：「你的意思是，要我也讓台灣人民成立議會來監督我？」

黃朝琴：「不，怎能讓台灣人來監督我們呢？但各級議會是可以讓他們成立的。他們開會時，只要中、低階官員去報告即可，在台灣參議會，長官是蒞臨致詞。是去指導的。」

陳儀：「那也徒增麻煩，對我們掌控台灣的工作有何好處？」

黃朝琴：「單就我從日本看到的經驗看來，好處可多著呢！」

陳儀：「說說看！」

黃朝琴：「首先，要設立競選公職人員檢覆制度，有意參選者，先繳交詳細履歷；繳交檢覆費。這樣，我們很容易就有了各地台灣民眾帶頭者的名冊了。中國官員有審查權，且多了一條收取好處的通路。」

陳儀：「看來不錯！」

黃朝琴：「還有呢！競選時，他們會張貼選舉海報、拜票、演講。我們可以藉此瞭解那些人在想什麼。然後，落選者就加以分化；當選者則集中在議會，管控方便。反正他們在議會，也有如狗吠火車，對中國官員不會有任何影響的。太過分者，又可來個殺一儆百。」

　

　　1945年12月16日，長官公署

柯遠芬（警備總司令兼長官公署祕書長）：「議會制度在我們中國從無經驗，我認為不妥。」

陳儀：「經黃朝琴說明，應該有益無害，何況還可藉此向國際宣傳，尤其是美國，他們不是最喜歡議會形式的民主嗎？我們就表演給他們看。或許可提高我們中國已破損的形象。又可藉此更輕鬆地掌握台灣民間意見的帶頭者。」

柯遠芬：「若真要做，我們也必須有人混進議會，要完全由我們的人掌控才安心。」

陳儀：「家淦，你有何意見？」

嚴家淦：「黃朝琴既然在台灣經歷過議會制度的生活，就由他帶頭，再找些與他同質性的人一起進入各級議會。台灣參議院議長就由他去當。民主選舉我們沒經驗，但用些手段我們是很熟練的。一面賄賂，一面威脅、恐嚇，再加上操縱票箱，我們的人要進入議會沒問題的。選議長時也得隨我們的意。」

　　1945年12月26日，行政長官宣布設立「人民意見聽取機構」的計畫。

　　1945年12月底　警備司令部

張上校：「柯司令，這是我們老大戴笠的手諭。」

柯遠芬：「我早接到指令，但你們不是早就到了嗎？」

張上校：「我和黃中校早在九月就到了，但我們的系統與你們不同。我們是在檯面下工作，得與地方流氓掛勾，所以費點時間。直到十二月，才與叫『虎鬚』的流氓頭子套好交情，談妥利益分配。之後，我們藍衣社、調統局才有較多人進入台灣，所以現在才開始深入各地行動。」

柯遠芬：「你們有不被逮捕的特權，但請勿妨礙我們檯面上的工作。而早在九月份，我們來到台灣之前，你們單從台灣銀行就領走了二十萬美金。」

張上校：「我們的工作除了探查情報、監視台灣人民、刺殺反抗份子外，還負有供應我們在中國地下特務系統所需資金的責任。我們會有分寸的。僅搶劫民間倉庫與商店，不會與陳儀系統衝突的。但請確實通令全台軍警。請務必辨認我們的身分，以避免大家互有傷害。」

柯遠芬：「軍警系統早有接獲指示。」

張上校：「請再確實頒布通知至最基層軍警，本地黑社會流氓頭子──虎鬚是我們合作利用的對象，遇到他的手下，亦不可逮捕。必須先通知我們處理。」

柯遠芬：「知道了。」

　　1946年1月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總長：「據呈報，近日有多位法院官員，任意沒收台灣人民私人財產，看起來就像強盜。希望以後各位，看上民間財物時，先來我這裡蓋法院大印，便能派軍警隨同去沒收，這樣較好看一點。當然，蓋了印，就必須分我一份。」

台灣人民陳順益（音譯）：「我要報案，我們紡織廠老闆被有關單位傳去問話兩天了，長官硬塞來的人事副理──姚中程（音譯）──在一天之內強制領走了工廠的全部存款，害得工廠付不出原料款與薪水。」

檢察官：「你又不是老闆，你報什麼案？」

陳順益：「老闆被不知名的政府單位傳去，還沒回來，發生這麼重大的事件，紡織廠可能要倒了。一些老員工遂推我出來報案。看能否挽救紡織廠，以保住全體員工的工作飯碗。」

檢察官：「姚中程是剛被派去監視你們工廠的中國人，你怎麼會知道是他領走了錢，又讓他逃走了。來人啊，把陳順益關起來。」

陳順益：「冤枉啊！大人！很多人都看到姚中程撬開老闆抽屜，拿走存款簿與印章啊！」

檢察官：「但只有你來報案啊！所以我按你個『行政責任失職』罪名。不過，只要你家人拿足夠的錢來贖你，你還是可以回去的。」

　　1946年2月1日

　　幾個中國警察，沒買票闖進一家擁擠的戲院。不知是太好看而興奮，或是不合他們胃口而不高興，竟在戲院內開槍掃射看戲的民眾。事後從容不迫地含笑而去。有人問起，警方只說：「可能戲院內有嫌疑犯吧！」

　　1946年2月17日，台北市政府

黃朝琴：「尚文啊！景美有個富有人家，幾天前我到過他家。他家裡有不少我喜歡的名貴古董與傢俱，我曾說了『我喜歡』，他竟沒說要送我！你派一個中隊的警察，去幫我全部搬來。屋主姓名、地址與古董傢俱名單在此。」

陳尚文（台北市警察局長）：「沒問題！」

　　夜晚時，三十幾名台北市警察闖進。

警察：「我們奉命進行檢查。」

屋主：「既然是檢查，為何你們要搬走財物？」

警察：「要搬走才能詳細檢查。」

　　這時部分家人從後門逃走，大喊『有賊！』『有強盜！』鄰居聽了，有的拿著扁擔、鋤頭趕來，有的向當地警所報告。一時警笛大作，驚動了附近駐軍，中國軍隊用卡車載著士兵與機關槍要來鎮壓。三方人馬就在黑夜裡互相開火射擊。黃朝琴的警局人馬吃了虧，還派兩個人逃回台北求援。直到黎明來臨，這場可笑又可悲，自己人三面混戰的鬧劇，才揭露出真相。

　　1946年2月18日

　　高雄市警察局長在街上買金飾。

警察局長：「這個我喜歡，這是一百元，我跟你買了。」

店家：「不行啦，這個值八千元，我便宜賣你，算你七千五。沒賺了。」

局長：「你知道我是誰嗎？我是高雄市警察局長，我來你這裡買東西，是你的榮幸。懂嗎？」

店家：「對不起，我不知局長大駕光臨。小民免費奉送局長，聊表敬意。」

局長：「你以為站在你面前的是小兵啊？你還沒有資格送我東西！」

　　局長拿出槍來，開了三槍，丟下一百元，拿著東西走了。

　　以上僅是當時的中國官員，每天在台灣發生的無數事件中的小例子。小兵欺壓民眾，強搶財物、壓霸燒殺的情形，更是司空見慣。

　　1946年2月19日，台北，長官公署

陳儀：「黃市長，我聽取你的建議。所以你可開始籌備開辦各級議會。台灣參議會成立後，議長就由你來當。所以我先讓你免兼台北市長。2月21日即由財政部駐台灣特派員游彌堅兼任台北市長。（游彌堅、連震東、連戰父子都如同黃朝琴般的半山仔）。游特派員你熟識的。」

黃朝琴：「報告長官，我這個兼台北市長做得很好。我可以繼續兼做台北市長的。」

陳儀：「你別緊張，你這個外交部駐台灣特派員，是我掌控台灣的最重要左右手。台北市長雖然重要，但總是地方官。將來你要掌理台灣參議會的工作更是重要。」

黃朝琴：「好吧！」

    台灣參議會參議員是由各縣市參議員選出。黃朝琴登記為中國福建省人。他在台灣出生，世居台灣。他在台灣住到二十二歲。因想當日本人，才移居日本，到了日本發覺當不了完全的日本人。才又跑到中國，偽裝成福建人。黃朝琴並未在中國福建生活過。回到台灣，卻還自視為中國人。堅持自己是中國人，假裝出生地是福建。他不要被視為台灣人，因台灣是被統治者；黃朝琴要當統治者的一份子。

    首次當選的台灣參議員有三十人：黃朝琴、李萬居、吳鴻森、殷占魁、劉闊才、洪約白、馬有岳、李崇禮、林日高、劉明朝、林獻堂、陳按察、劉傳來、朝石泉、林壁輝、李友三、高恭、林為恭、洪火煉、丁瑞彬、楊陶、顏欽賢、蘇維梁、鄭品聰、郭國基、黃純青、陳守石、林連宗、劉兼善、王添丁。其中部分為真正台灣民間意見領導人的士紳；部分則經是中國長官公署強力運作，而進入的半山仔。黃朝琴與李萬居就成了當然的議長與副議長。並派連震東為祕書長，以便能確實掌控台灣參議會。他們對外（尤其美國）宣稱是台灣人，以博取有台灣人參政的國際假象；在台灣面對台灣人時，他們則自認為是高傲的中國人。

    1946年5月1日，台灣參議會在台北正式召開，陳儀提任黃朝琴為議長。陳儀致詞：「台灣能被中國拯救，全因為有中國國父孫中山這位民主的燈塔，及偉大的國家領袖蔣中正，台灣人必須感謝，並尊敬所有來台灣解救台灣同胞的中國人。」

    當時由於台灣的儲備糧食、工業原料與民生用品已大部分被搬運到中國，台灣物資缺乏，民眾生活已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加上放任搶劫與欺壓，軍警更濫殺民眾。民眾怨聲四起，只是面對軍警槍彈的威脅，民眾不敢公開抱怨。現在陳儀長官既然表示，台灣參議會是「聽取人民意見的機構」，於是在首日會議，即多人紛紛指出中國官員的貪贓枉法與官兵肆無忌憚的劫掠財物。惡行更甚於清朝入侵台灣之時。這些發言，讓在場中國官員感到憤怒。當天早上，教育處長范壽康被指出拿了整筆教育費用，運到上海做私人投資事業，使得學校教育陷於停擺時，范壽康惱羞成怒，立即離開大會。並在當

天下午，立即在青年團集會時發表演說。

教育處長范壽康說：「台灣人是奴役化了，對中國人不夠尊敬，是低等民族。」當台灣參議員指出：各種軍隊濫用權力，劫奪財物的事件時。警備司令柯遠芬當場發飆。

柯遠芬說：「你們台灣人要瞭解，中國軍隊是向來不需遵守法律與社會秩序的；也不必忍受任何有關軍紀與軍隊行為的批評。因為這些是民眾所不能干涉的。任何對軍官或士兵的意見，都必須以書面提出，並簽名。任意公開批評軍官或士兵的行為者，必須自負其後果的！」

    長官公署，台北

連震東：「報告長官，台灣參議會整天都在說我們的不是，參議會簡直成了『可以批評中國人』、『發洩不滿』而不用怕的地方了。我看應該考慮把參議會關了！」

陳儀：「除非不得已，不好關掉參議會。我已經向美國發出『已成立台灣參議會』的消息。也已報告過蔣主席，參議會是讓我們看起來不會太惡質霸道的表面漂亮化妝。」

嚴家淦：「長官說得是，但也不能讓這種使我們有失面子的事情繼續下去。因為參議院的發言內容總會洩露出來的。」

陳儀：「你以為我會怕嗎？」

嚴家淦：「是這樣的，台灣安定而容易生活的消息傳回中國後，已有大批中國平民湧來台灣，當然有成千上萬的江湖郎中、騙子，為投機而來。但也有不少學者與開明人士，這些人正好填補了一些文職缺額，他們有一些人，早看不慣我們中國國民黨人在中國的作為，在台灣看到我們變本加厲的做法，更心存憤慨。在某些私下場合，已出現同情台灣人；替台灣人說話的論調。台灣參議會的成立，剛平和了這些人的不滿。若現在放任參議會一一揭我們的瘡疤，這些冥頑的中國人，可能會因發現更多真相而作怪的。」

陳儀：「誰敢作怪，我就抓起來，把他丟回中國！」

嚴家淦：「但這裡還有不少需要維持效率的行政工作，缺不了他們。況且，若要對付自己中國人，會有失我們自己的顏面。我們不是告訴台灣人民，要他們尊敬所有中國人嗎？中國人在台灣所做的都是對的。現在對付這些人，等於在告訴台灣人，中國人也是有不對的。在心理學上，我們中國人的特權意識會被打折的。何況維持較好看的平靜假象，對我們仍是有利的。」

陳儀：「那該怎麼辦？」

嚴家淦：「其實簡單，長官只要指示黃朝琴，叫他不能再讓參議會混亂下去。就說你要限期看到參議會的好成績。由連震東協助他；警備司令柯遠芬的勢力給他依靠，他會辦得好的。」

陳儀：「就這麼辦！」

    台灣參議會，台北。第二次會議開始前

黃朝琴：「各位參議員同仁，由於第一次會議出現混亂現象，造成各方不滿。本來長官答應成立參議會，是希望促進和諧的。想不到反而因參議會，而更形與中國官員對立。結果只引來憤怒。各位同仁也沒得到任何好處，或達成任何目的。」

    「為了促進和諧，主管參議會的參議會祕書長連震東先生與長官公署民政處周處長一鶚先生研擬出一套議事規定。請大家務必遵守，以免自誤又誤人。現在請連震東祕書長為大家說明。」

連震東：「每次開會之前，先舉行座談會。座談會是祕密性質，除了官員與參議員外，禁止任何外人旁聽。參議員可暢所欲言。再由列席官員針對發言解釋，哪些是可商量、可參考、可在議會中提出的；哪些是不可行、有辱官署、在會議中提出會有危險的。」

黃朝琴：「然後，我主持會議時，為了維持議場秩序，並使每位參議員同仁均有發言機會，每人限定只能發言一次。一次是五分鐘為限。內容則限定在前一天座談會時，官員判定是可商量、可參考、可在會議中提出的內容。違反這項協議者，會被指為造反的證據而被逮捕的。」

有半數參議員紛紛抗議：「你當什麼議長，竟然獨裁到做這種決定，分明是把我們當猴子耍！ 難道台灣民眾在你眼裡，真那麼不值？ 你可別忘了，你自己是一個假中國人！」

黃朝琴：「就這樣決定了，望勿自誤。散會！」

    事後黃朝琴自己談到此事，說：「當時雖然多人對我指責、謾罵，但我職責所在，嚴格執行，絲毫不為所動，堅持到底。及至後來有王添丁參議員，不顧我的規定與警告，因言論被指為造反的證據而被逮捕，是為一點不幸。但我建立了參議會議事規範，使以後議事和諧、順利，是有深遠的影響。」看來黃朝琴還自鳴得意呢！

    陳儀眼看台灣的油水已被他幾乎榨盡，而且所謂台灣人的忍耐已屆臨極限，繼續壓榨的工作所遭遇的抗拒越來越多，恐爆發難以收拾的局面。於是，陳儀於1946年4月書呈蔣介石：「接受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一號

令，執行受降、繳械與遣送戰區日軍回日本之工作已完畢，英國、澳洲的執行軍隊已陸續撤離東南亞的任務區，我們前往北方越南工作的軍隊也已撤出。重要的是，台灣的財富已被我們搜括空了，看情形要台灣再榨出油水已困難，是否擇期離開台灣？」

蔣介石回答：「我們到台灣，當然是為了把富庶台灣搜括一空，以支援在中國境內對抗中國共產黨的戰爭所需。美國一心一意要圍堵共產黨的擴張，會對我們滯留在台灣的為非作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且，我尊美國為老大哥，台灣在地理位置上可以為美國所用，美國不會有太激烈反應的。

    另外，我有藍衣社、調統局回報，現在台灣人民的生活還是比中國境內好得太多了。你就令台灣財政處加速印製台幣，持續拿來購買民間財物，以支援黨軍在中國的所需。當台幣多到買不到東西時，我再透過中國的美軍顧問團，向聯合國及美國請求救濟台灣，救濟品你留一部分在台灣用外，其餘全轉運到我這裡來。你繼續留在台灣，中國還需要你。」

        此時也正是蔣幫集團在中國大量印製法幣之時，造成可怕的通貨膨脹。中國人民手上的錢(所謂的法幣)，再也買不到生活所需的日用品了。

     由於台灣參議會成了陳儀長官的廢棄花瓶，中國軍警更繼續無惡不作。台灣很快被掏空了。更慘的是：所有工廠都由陳儀帶來的蔣幫集團接收，他們全無管理工廠的概念，竟然連工廠設備與機器也拿去當廢鐵賣，使生產停頓。例如：原來台灣紙廠每年可生產紙張4萬公噸至5萬公噸。而台灣一年僅消費2400公噸紙張，至1946年6月台灣就已出現缺紙現象。鐵路的開關設備與銅線，竟被成群結隊的軍隊拆走，挪作他用。使得鐵路運輸經常停擺。

    1946年5月份起，新印製的台幣大量流出，再由於物資多數被買走、運出，造成物價飛漲。

    糧食指數原來是100，1945年11月已是3,323，到1947年1月已漲到13,612。

    建築木材則從949漲到13,612。

    肥料價格指數原為139，到1947年1月卻漲到37,560。洗腦

    政府控制的電力，則早在1945年11月至1946年3月即漲了32倍。
    陳儀的解釋是，中國普遍無電可用，台灣人民要享用電力，當然須付出較高代價。台灣民眾自那時起，即少有人付得起電費，只好用油燈、蠟燭。至1947年1月，連油燈、蠟燭也難得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