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平地原住民的文化、宗教和習俗怎麼前後會有這樣大的變化？
現代台灣聞達人士常質問說：「台灣社會若不是『移墾社會』，沒有來自閩粵的移民，那麼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平地族人的文化、習俗和宗教信仰，絕不可能在200多年內完全改變、繼而消失，所以現在的台灣人不可能全是原住民。」
筆者回答：「那就以眼前來相較於往日吧！請先看看台灣那些歷經鄭、清200多年的蹂躪，仍能難得地僥倖繼續維持300年不斷的台灣殘存特有文化、習俗，在蔣幫中國壓霸集團侵台後，是如何在短短的40年內完全改變，你們再來決定什麼是『可能』、什麼是『不可能』，好嗎？」
事實上，若有現在年近70歲的人，請仔細想想您小時候，可曾見過有親戚在清明節掃墓嗎？不論是被以福佬或客家習俗漢化的所謂台灣人，都只有在大寒時節『坌風水』(整修先人墳墓)，陪墓是在過年時，清明節原本是台灣族人敬天的時節【失落的智慧樂土p.89；p.129】，那裡見過清明掃墓了？【這是因為清國據台時期，台灣不再有漢人墳墓，清朝派台的漢人官員自然無強制推銷清明節掃墓之舉，所以除了少數為名利而勾結唐山人滿官的假漢人，當時那來清明節掃墓？】現在卻已到處可見所謂的台灣人於清明節在掃墓！而且除了較慢受污染的鄉下，台灣人會在過年時陪墓的也漸漸少了，再過幾年，可能就看不到了！
筆者年幼時，是曾見過有極少數被訓化成「信仰玄天上帝」的台灣民眾，會在「玄天上帝」生日(3月3日)陪墓，但從未見過有「清明掃墓」的。
再如，原本台灣人都是於陰曆9月9日重陽 (Limgout，回人間) 節祭祖。自從清國侵台後被強制漢化，多數台灣人已被唐山教官、教員、訓導訓練成在先人忌日做忌(但僅及上一代，最多上至二代)，卻都還保留九九重陽祭(遠)祖的習慣而不輟。但自從蔣幫中國壓霸集團侵台後，強力放送重陽是敬老節，現在除了受污染較慢的鄉下，有多少台灣人還記得重陽是祭祖時節？大家對重陽祭祖幾時變成重陽敬老的，還有印象嗎？這是蔣幫中國壓霸集團侵台後，才被洗腦而改變的。
再看台灣的五月節「綁粽」，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人幾千年來綁粽都是使用正宗粽葉的「月桃葉」【失落的智慧樂土 P. 129-130】，以前從未改變過。1949年以後，大量中國難民隨蔣幫中國壓霸集團湧入台灣，中國人也「包粽子」，用的是竹葉，所謂的台灣人還是維持使用有傳統香氣原味的「月桃葉」。到了1980年以後，由於教科書、電視、廣播強力放送「包粽子是用竹葉」，加上從中國進口大量包粽子用的竹葉(泡過防腐劑與安定劑)，開始有所謂的台灣人不再懷念傳統的月桃葉香氣原味，
跟著用竹葉綁粽(時髦？)。於是有樣學樣的所謂台灣人漸漸增加，到現在，使用月桃葉的原味台灣綁粽，竟幾乎難得一見，甚至連知道「月桃葉」這名詞的台灣人也已稀罕了。這種影響力就是這麼可怕！
有人又提出質疑說：「台灣人改用竹葉綁粽是自然現象，因為月桃葉難尋，竹葉易得，方便嘛！」
不對！竹子在台灣到處可見，葉子適合包裹的粗竹(麻竹)也佔大宗，台灣人以前為什麼就是不使用竹葉綁粽？再說月桃葉會難尋？1980年以前，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人更是家家戶戶於五月節「綁粽」，台灣何曾缺過月桃葉了？月桃葉會難尋？月桃叢以前在台灣田野隨處可見呢！月桃叢的逐漸減少，是因為功用不再受珍惜而遭棄、遭毀所致。
蔣幫中國壓霸集團蹂躪台灣才短短70年而已，鄭、清壓霸台灣達200多年，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平地族人的文化、宗教和習俗當然會有這樣大的落差變化。為什麼台灣聞達人士就是要堅持說「不可能」？
再看台灣傳統醫藥：多數人聽到筆者轉述姜林獅先生那歷經300年，暗地裡代代傳遞，所保留下來的殘存台灣文史記憶中，提及「台灣5千年前就有避孕藥」，都認為是天方夜譚，不願相信。但對數千年前台灣族人如何避孕以控制人口增長，卻也說不出個合理的解釋來。鄭、清侵台，執意摧毀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文化、文明。私下傳承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文化、文明都遭受迫害。對比漢人醫藥水準，有驚人表現的台灣傳統醫藥，多數已因唐山官員的妒恨，遭受摧毀、禁絕。但是，治療普通疾病、傷害的台灣傳統醫藥，雖特有而未過招搖，仍得以一直保留著。雖然派台唐山人有帶來一些中(漢)醫藥，是有一些受漢化轉性的台灣聞達人士學著使用，然而台灣大眾仍使用著殘存的台灣傳統醫藥，稱台灣傳統藥物為『藥頭仔』，稱提供較少見藥頭仔並接受咨詢者為『藥頭師』。日據時期，日本人帶進現代醫學及更多中(漢)藥，但若非急症(急症就送現代化醫舘)，台灣大眾仍多數依靠『藥頭仔』醫治，尋常的『藥頭仔』自己可採集，難找的就向『藥頭師』請購，疑難病症也請教『藥頭師』。1970年以前，台灣仍到處有『藥頭師』、『藥頭仔店』，現在有誰還再使用『藥頭仔』？有誰在那裡還見過『藥頭師』、『藥頭仔店』？這就是在陰狠、壓霸的蹂躪下產生的影響力。
有人又反駁說：「那是由於現代醫學進步，傳統醫藥自然會沒落、消失！」
不對，傳統醫藥固然必會因現代醫學的進步而逐漸沒落，但不可能會在二、三十年內驟然消失。何況，從日據時期『藥頭仔』能勝出中(漢) 醫藥就可看出，同樣是傳統醫藥的中(漢)醫藥並未比台灣殘留的『藥頭仔』高明。現在的中(漢)藥店、中(漢)醫所卻因壓霸當權者的特意維護，而能相對的續存且發酵。台灣傳統醫藥在三百多年前遭到摧毀，殘存的還能繼續延用兩百多年。殘留的『藥頭仔』會在1970年後突然沒落，繼而快速消失，是因為二次漢化洗腦遭鄙視，加上用所謂的法令打壓所造成的。
蔣幫中國壓霸集團侵台後，執意再徹底消除殘餘的台灣傳統，大力以中華文化強加在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人身上，只要稍具知名的藥頭師就發給中(漢)醫藥執照，誘引其向中(漢)醫藥傾靠，再由香港轉口輸入大量中(漢)藥材普遍供給。當時連一位隱居在僅十多戶聚落之下林的余老色藥頭師，都能收到中(漢)醫藥執照(下林是屬極偏僻的鹽水區竹仔腳)。其餘的零散藥頭師再加鄙視和打壓，即以違法、落後之名快速地逐漸消失。這就是『壓霸影響力』的結果！
『藥頭仔』中，尚存留有多少珍貴台灣遺產是值得現代醫學去做分析、研究，以供現代臨床應用的呢？有誰真正想過？
才短短40年而已，歷經鄭、清200多年的蹂躪、破壞再加改造，仍能難得地延續的台灣殘存特有文化、習俗，竟整體翻轉、改變。這些現象又是什麼『影響力』造成的，大家可曾想過？看看現代，再推想過去，在中國壓霸集團的陰狠蹂躪下，「可能」與「不可能」的界限在那裡呢？
蔣幫中國壓霸集團的陰狠厚黑當然可怕！鄭、清集團和現在的中國國民黨人，都是一丘之貉，鄭、清時期他們在台灣更是壓霸有餘。鄭、清集團在台灣橫行200多年，所造的孽會比中國國民黨人少？竟然不少台灣聞達人士(尤其台灣文史學者)還在說：「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平地族人的文化、習俗和宗教信仰不可能在200多年內改變、消失。」
台北張先生再提出質疑。張先生說：「我是知道台灣人稱前去祖先墳墓敬拜、懷念為「陪墓」，大寒時節要「坌風水』」，但我從未聽說過台灣人是「過年『陪墓』」和「重陽祭祖」的」。
筆者回答：
張先生會提出這樣的質疑，看來張先生應該不會大於60歲，而且可能是一直生活在都會區，所以才會不曉得「過年『陪墓』」和「重陽祭祖」。雖然蔣幫中國壓霸集團侵台後的二次洗腦，使得殘存的一點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傳統習俗眼見也即將被消滅殆盡，但張先生只要於過年時和重陽節到鄉下跑一趟，肯定還可以見到一些台灣人於過年時「陪墓」【失落的智慧樂土 P. 128】、在重陽節「祭祖」。屆時張先生可仔細請教在場的長輩，就會知道，「過年『陪墓』」、「重陽祭祖」是祖先留下的傳統。但是，想要清楚瞭解就不能拖太久，再過幾年，可能就再也看不到了！
重陽節「祭祖」台灣族人稱Limgout 【失落的智慧樂土 P. 130-131】，現在還保留過年『陪墓』傳統的，客家語系的所謂台灣人似乎比較多，但不論客家語系或福佬語系的所謂台灣人，還保留住「重陽祭祖」傳統的都一樣少了。因為多數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人於清國據台時被迫漢化後，已跟著在上一至二代先人的忌日做忌，有些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人的重陽祭祖已變成是祭遠祖。蔣幫中國壓霸集團侵台後，鋪天蓋地的全面放送重陽是敬老節，多數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人遂因而逐漸、快速地忽略了重陽祭祖。
因為早已被強制洗腦了70年，不少台灣文史教授還是因難以相信而再提出質疑說：「如果台灣社會不是『移墾社會』，沒有來自閩粵的移民，那麼清據時期怎麼會有『閩、客』及『漳、泉』之分？所謂『閩客闘、漳泉拼』的六十次械鬥又是如何產生？閩粵的民間信仰(開漳聖王、媽祖、玄天上帝、清水祖師、三山國王、王爺…等等)又是如何在台灣產生？既然沒有移民，那麼平埔族原來的粗耕，又怎麼自行漢化改變成水田稻作？」
筆者回答：
先說「『閩、客』及『漳、泉』之分與械鬥」、「閩粵的民間信仰(開漳聖王、媽祖、玄天上帝、清水祖師、三山國王、王爺…等等)是如何在台灣產生？」
清國施琅侵台後，為強制福爾摩沙人漢化，在所謂的台灣到處派駐教員、訓導、教官管控，建制社學（番社）。「生番」被教訓成為「熟番」後，再轉為廟學，同時以其各式唐山宗教、習俗繼續訓化「熟番」成為「漢化民」。「熟番」被教訓成為「漢化民」後，才另立「學堂」。「廟」與「學堂」分立後，原「廟學」的「廟」就成了專事宗教信仰的訓練。
清國據台，於原鄭成功集團河洛人部將轄區，派駐唐山河洛人官吏、教員、訓導、教官；原鄭成功集團客家人部將轄區，派駐唐山客家人官吏、教員、訓導、教官。分別依唐山河洛習俗、客家習俗加強漢化。除強迫說漢語；學漢文；取漢名、更依各主導教員、訓導和教官的意思改冠漢姓；並遵行其習俗和宗教活動【各版台灣府志】。施加漢姓者再依其姓氏分別立其漢姓祠堂，再依姓氏掛上其中國唐山家鄉堂號，也留下堂號出自唐山何地的記錄，還立下一位唐山伯公或公祖，逼行其唐山人祭禮（由於漢人的沙豬主義，只立唐山公，未立唐山嬤，是其特點）【失落的智慧樂土p.50-56】。已有鄭成功集團留下唐山廟的地方，就利用舊唐山廟直接設為廟學。未有鄭成功集團留下唐山廟的地方，是所謂的生番社，須先創立社學，也在強制漢化過程中，依各漢人滿官及所帶來的唐山教員、訓導、教官之原唐山崇拜的各式各樣信仰，逐步將社學過渡為各式各樣的廟宇，社學就成了廟學。此後，各式各樣的閩粵民間信仰(開漳聖王、媽祖、玄天上帝、清水祖師、三山國王、王爺…等等) 廟宇如雨後春筍，紛紛在所謂的台灣中到處出現。強制福爾摩沙族人漢化完成後，就另立「學堂」。留下的「廟」就成了專事宗教信仰的訓練。這就是為何在所謂的台灣會到處散佈著支那閩粵的民間信仰(開漳聖王、媽祖、玄天上帝、清水祖師、三山國王、王爺…等等)之原由。
也從此，所謂台灣的福爾摩沙族人竟被硬生生分化成河洛語系和客家語系兩種族群，以及各地各式各樣的信仰習俗，還被依各唐山教員、訓導、教官所教化成的習慣和語音，再被分稱閩、客、潮、汕、漳、泉等。這所謂的「閩、客、潮、汕、漳、泉」，就如日據時期記載的，所謂「漢人系」，指的是「說、用漢語文之人」；「福建人系」指的是「說福建話之人」(日本人誤以為福建語言只有福佬話)；「廣東人系」指的是「說廣東話之人」(日本人誤以為客家話是廣東話)；「其他之漢人系」指的是「說其他漢語之人」，是以被漢化後的其常用語言做分類的(之前已證明過)。
而來自閩、客、潮、汕、漳、泉的教員、訓導和教官在唐山就早有舊恨，在台灣又因磨擦不和而生新仇。他們之間常有惡鬥，就分別慫恿、威脅或挑撥其所轄台灣族人參與他們的打鬥。就說是「閩、客鬥」、「潮、汕鬥」、「漳、泉鬥」。
少數福爾摩沙族人受漢化過程影響而轉性，存心攀炎附勢，賣祖求榮去當假唐山人、假漢人(連橫、丘逢甲等人是其中之最)，就把它寫成是所謂台灣人的漳、泉、閩、客鬥。久了更加分化了福爾摩沙族人的身份迷思。
先說「『閩、客』及『漳、泉』之分與械鬥」、「閩粵的民間信仰(開漳聖王、媽祖、玄天上帝、清水祖師、三山國王、王爺…等等)是如何在台灣產生？」
清國施琅侵台後，為強制福爾摩沙人漢化，在所謂的台灣到處派駐教員、訓導、教官管控，建制社學（番社）。「生番」被教訓成為「熟番」後，再轉為廟學，同時以其各式唐山宗教、習俗繼續訓化「熟番」成為「漢化民」。「熟番」被教訓成為「漢化民」後，才另立「學堂」。「廟」與「學堂」分立後，原「廟學」的「廟」就成了專事宗教信仰的訓練。
清國據台，於原鄭成功集團河洛人部將轄區，派駐唐山河洛人官吏、教員、訓導、教官；原鄭成功集團客家人部將轄區，派駐唐山客家人官吏、教員、訓導、教官。分別依唐山河洛習俗、客家習俗加強漢化。除強迫說漢語；學漢文；取漢名、更依各主導教員、訓導和教官的意思改冠漢姓；並遵行其習俗和宗教活動【各版台灣府志】。施加漢姓者再依其姓氏分別立其漢姓祠堂，再依姓氏掛上其中國唐山家鄉堂號，也留下堂號出自唐山何地的記錄，還立下一位唐山伯公或公祖，逼行其唐山人祭禮（由於漢人的沙豬主義，只立唐山公，未立唐山嬤，是其特點）【失落的智慧樂土p.50-56】。已有鄭成功集團留下唐山廟的地方，就利用舊唐山廟直接設為廟學。未有鄭成功集團留下唐山廟的地方，是所謂的生番社，須先創立社學，也在強制漢化過程中，依各漢人滿官及所帶來的唐山教員、訓導、教官之原唐山崇拜的各式各樣信仰，逐步將社學過渡為各式各樣的廟宇，社學就成了廟學。此後，各式各樣的閩粵民間信仰(開漳聖王、媽祖、玄天上帝、清水祖師、三山國王、王爺…等等) 廟宇如雨後春筍，紛紛在所謂的台灣中到處出現。強制福爾摩沙族人漢化完成後，就另立「學堂」。留下的「廟」就成了專事宗教信仰的訓練。這就是為何在所謂的台灣會到處散佈著支那閩粵的民間信仰(開漳聖王、媽祖、玄天上帝、清水祖師、三山國王、王爺…等等)之原由。
也從此，所謂台灣的福爾摩沙族人竟被硬生生分化成河洛語系和客家語系兩種族群，以及各地各式各樣的信仰習俗，還被依各唐山教員、訓導、教官所教化成的習慣和語音，再被分稱閩、客、潮、汕、漳、泉等。這所謂的「閩、客、潮、汕、漳、泉」，就如日據時期記載的，所謂「漢人系」，指的是「說、用漢語文之人」；「福建人系」指的是「說福建話之人」(日本人誤以為福建語言只有福佬話)；「廣東人系」指的是「說廣東話之人」(日本人誤以為客家話是廣東話)；「其他之漢人系」指的是「說其他漢語之人」，是以被漢化後的其常用語言做分類的(之前已證明過)。
而來自閩、客、潮、汕、漳、泉的教員、訓導和教官在唐山就早有舊恨，在台灣又因磨擦不和而生新仇。他們之間常有惡鬥，就分別慫恿、威脅或挑撥其所轄台灣族人參與他們的打鬥。就說是「閩、客鬥」、「潮、汕鬥」、「漳、泉鬥」。
少數福爾摩沙族人受漢化過程影響而轉性，存心攀炎附勢，賣祖求榮去當假唐山人、假漢人(連橫、丘逢甲等人是其中之最)，就把它寫成是所謂台灣人的漳、泉、閩、客鬥。久了更加分化了福爾摩沙族人的身份迷思。
至於「既然沒有移民，那麼平埔族原來的粗耕，又怎麼自行漢化改變成水田稻作？」更是被呆奴化後才會有的說法。
事實是：
鄭成功集團和清國施琅侵台後，見福爾摩沙人文明比中國進步，福爾摩沙文明昌盛、豐衣足食，都懷妒恨之心。下令佔據區福爾摩沙人僅能從事農耕，徹底摧毀工業、工藝和文化設施；滅絕所有福爾摩沙歷史文書，並加速奴化的漢化改造。之後就偽造福爾摩沙人野蠻、落後、沒文明、沒歷史的假象。過了百年之後，知道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文化、文明和歷史的所謂台灣人少了，才有少數福爾摩沙族人受漢化過程影響而轉性，由自卑而貪圖虛榮，偽造出身族系，一心一意賣祖求榮要當假唐山人、假漢人。卻也使得今日的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平地族人，更輕易接受蔣幫中國壓霸集團的二次洗腦，以致心靈迷失。
鄭成功集團和清國侵台初期，都是心懷妒恨，對福爾摩沙的污衊無所不用其極，但有時仍免不了透露出一點事實。楊英『從征實錄』記載：「台灣有『田園萬頃，沃野千里，餉稅數十萬，造船制器。』令鄭成功垂涎十尺。」清國據台的第一任知府蔣毓英在『台灣府志』記述：「人亦頗知讀書，兒童五、六歲便教讀書。」蔣毓英是清國據台第一任知府，他到任後才開始籌備社學、廟學，鄭成功集團據台時期並無設置番人漢化學堂，所以蔣毓英此言必是指台灣族人的固有教育，而且是說「台灣人自己頗知讀書，兒童五、六歲便須教讀書(驚訝？)」。 1690年代(康熙30年代)修撰的《臺灣府志》不小心還是寫到：「人無貴賤，必華美其衣冠，色取極豔者，靴襪恥以布，履用錦，稍敝即棄之。下而肩輿隸卒，褲皆紗帛。」到底誰才是野蠻？誰才是落後？
「平埔族原來是粗耕，是漢化才學會水田稻作」？這是顛倒是非，是摀著眼睛說瞎話！
首先，福爾摩沙族人就是福爾摩沙人，並沒有所謂的平埔族！「平埔」一詞，是於漢人滿官陳倫烱的【海國聞見錄】中首度出現，陳倫烱最先使用「平埔土番」一詞稱平地福爾摩沙(琶侃)人(該書於1731年完成，請注意，唐山人滿官陳倫烱仍是稱「福爾摩沙」為「海國」，且是初聞初見，表示承認福爾摩沙(琶侃)原本是一個國家，而且唐山人或所謂的華人以前完全不知「東方海上有福爾摩沙(琶侃)這一國度」。
事實上，荷蘭人Georgius Candidus早於於1628年12月7日就記載：「福爾摩沙族人普遍使用一類似小刀的便利工具(細齒刃的略彎小刀《草-Gke-Ah》)，從稻穗下的莖收割稻子(這是以集束、整齊插秧的方式種植水稻才有的進步做法)，容易又輕鬆。」，讚嘆福爾摩沙族人的精緻文明【Formosan Encounter Vol. I p. 93】。當時歐洲人還在用笨拙的大型鐮刀〈Scythes〉、支那人也還在用笨拙的中型鐮刀收割稻麥。已使用超過五千年的福爾摩沙割稻刀極為輕巧，刀刃僅略彎，有細齒，收割稻麥輕鬆又方便。當時台灣以外的世界各地都只知使用鐮刀，支那的中型鐮刀收割稻麥時同樣須彎腰，卻費力易疲勞。歐洲收割稻麥使用的鐮刀，刀柄加長，刀刃也更長、更尖，稱Scythe。歐洲人收割稻麥時不須彎腰，但須用蠻力掃砍，揮砍後須再撿拾、整理滿地雜躺的稻麥【失落的智慧樂土p.45-47】。荷蘭人把福爾摩沙割稻刀學回歐洲使用。在機械收割機發明前，全世界學用『福爾摩沙割稻刀』有三百年。唐山人把福爾摩沙割稻刀學回支那使用，竟還不要臉地硬說：「土民逐穗採拔，不識鉤鐮割穫之便」【楊英從征實錄】，藉以偽裝『我高尚、你低落，所以你受我管束是為你好，不算壓霸』的假象。鄭、清、蔣幫侵略福爾摩沙，都是一樣的妒恨心眼，如出一轍。其心狹、妒恨的嘴臉，一覽無遺。
蔣毓英在『台灣府志』中記述，他們剛到所謂的台灣，就已驚訝地統計出所謂的台灣(僅今嘉南地區)之15種大小、形狀、顏色、性質都不同的各種水、旱稻米。其中14種是水稻，僅1種稱為「埔尖」的稻作是旱稻，這還沒包括山地族人所種植的各種小米。支那向來習慣號稱地大物博，有這麼多樣的水、旱稻作嗎？在被蔣幫中國盜匪集團二次洗腦之後，不少人卻真以為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族人僅懂粗耕，水田稻作是漢人引進，真是悲哀。事實上，各國考古學者早就推測，米食種植的傳播應是來自Paccan(福爾摩沙，台灣)。
現今所謂的台灣學者會以為福爾摩沙族人僅懂粗耕，除了受到蔣幫中國盜匪集團二次洗腦所迷惑，也可能是受妒恨的楊英所做之謊言「土民逐穗採拔，不識鉤鐮割穫之便」所騙，以及誤解蔣毓英在『台灣府志』「稻之屬」中的記述「以上諸稻，俱夏種秋獲，年止一收」。
福爾摩沙族人自古即懂得「貪婪足以害己」、大自然切忌竭澤而漁。福爾摩沙族人不但知道施用堆肥改善收成，更瞭解「永續地利」的重要。維持一年只種稻一次，是要讓田地能獲得休養，以恢復地力。這是農業專家近年才認清的道理！而「夏種秋獲」正是利用可短期豐收的季節，夏季陽光足、水量沛，水稻生長快、品質好，炎夏耕種是較辛苦，但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人非好逸惡勞之徒。
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平地族人怎麼會是「粗耕」呢？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平地族人的水田種稻又怎麼會是「漢化才改變」的呢？真是------！事實上，「水田種稻」是在5、6千年前，台灣(Paccan)族人傳過去給中國的呢！【失落的智慧樂土p.14-25；p.86-89】、【原台灣人身份認知辨悟p.36-39】
其實，蔣幫中國盜匪集團對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平地族人洗腦的影響力會有這麼可怕，主要是有早期的那幾個因漢化而轉性，為求名利甘願賣祖求榮、認盜作祖的台灣假漢人，在旁全力協助，才得以順利達成。而現在所謂的台灣人以及1949以後來台的中國難民移民)之還不能覺醒，現在所謂台灣文史學者的輕忽，甚或假漢人當上癮，就需負最大的責任了！
事實是：
鄭成功集團和清國施琅侵台後，見福爾摩沙人文明比中國進步，福爾摩沙文明昌盛、豐衣足食，都懷妒恨之心。下令佔據區福爾摩沙人僅能從事農耕，徹底摧毀工業、工藝和文化設施；滅絕所有福爾摩沙歷史文書，並加速奴化的漢化改造。之後就偽造福爾摩沙人野蠻、落後、沒文明、沒歷史的假象。過了百年之後，知道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文化、文明和歷史的所謂台灣人少了，才有少數福爾摩沙族人受漢化過程影響而轉性，由自卑而貪圖虛榮，偽造出身族系，一心一意賣祖求榮要當假唐山人、假漢人。卻也使得今日的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平地族人，更輕易接受蔣幫中國壓霸集團的二次洗腦，以致心靈迷失。
鄭成功集團和清國侵台初期，都是心懷妒恨，對福爾摩沙的污衊無所不用其極，但有時仍免不了透露出一點事實。楊英『從征實錄』記載：「台灣有『田園萬頃，沃野千里，餉稅數十萬，造船制器。』令鄭成功垂涎十尺。」清國據台的第一任知府蔣毓英在『台灣府志』記述：「人亦頗知讀書，兒童五、六歲便教讀書。」蔣毓英是清國據台第一任知府，他到任後才開始籌備社學、廟學，鄭成功集團據台時期並無設置番人漢化學堂，所以蔣毓英此言必是指台灣族人的固有教育，而且是說「台灣人自己頗知讀書，兒童五、六歲便須教讀書(驚訝？)」。 1690年代(康熙30年代)修撰的《臺灣府志》不小心還是寫到：「人無貴賤，必華美其衣冠，色取極豔者，靴襪恥以布，履用錦，稍敝即棄之。下而肩輿隸卒，褲皆紗帛。」到底誰才是野蠻？誰才是落後？
「平埔族原來是粗耕，是漢化才學會水田稻作」？這是顛倒是非，是摀著眼睛說瞎話！
首先，福爾摩沙族人就是福爾摩沙人，並沒有所謂的平埔族！「平埔」一詞，是於漢人滿官陳倫烱的【海國聞見錄】中首度出現，陳倫烱最先使用「平埔土番」一詞稱平地福爾摩沙(琶侃)人(該書於1731年完成，請注意，唐山人滿官陳倫烱仍是稱「福爾摩沙」為「海國」，且是初聞初見，表示承認福爾摩沙(琶侃)原本是一個國家，而且唐山人或所謂的華人以前完全不知「東方海上有福爾摩沙(琶侃)這一國度」。
事實上，荷蘭人Georgius Candidus早於於1628年12月7日就記載：「福爾摩沙族人普遍使用一類似小刀的便利工具(細齒刃的略彎小刀《草-Gke-Ah》)，從稻穗下的莖收割稻子(這是以集束、整齊插秧的方式種植水稻才有的進步做法)，容易又輕鬆。」，讚嘆福爾摩沙族人的精緻文明【Formosan Encounter Vol. I p. 93】。當時歐洲人還在用笨拙的大型鐮刀〈Scythes〉、支那人也還在用笨拙的中型鐮刀收割稻麥。已使用超過五千年的福爾摩沙割稻刀極為輕巧，刀刃僅略彎，有細齒，收割稻麥輕鬆又方便。當時台灣以外的世界各地都只知使用鐮刀，支那的中型鐮刀收割稻麥時同樣須彎腰，卻費力易疲勞。歐洲收割稻麥使用的鐮刀，刀柄加長，刀刃也更長、更尖，稱Scythe。歐洲人收割稻麥時不須彎腰，但須用蠻力掃砍，揮砍後須再撿拾、整理滿地雜躺的稻麥【失落的智慧樂土p.45-47】。荷蘭人把福爾摩沙割稻刀學回歐洲使用。在機械收割機發明前，全世界學用『福爾摩沙割稻刀』有三百年。唐山人把福爾摩沙割稻刀學回支那使用，竟還不要臉地硬說：「土民逐穗採拔，不識鉤鐮割穫之便」【楊英從征實錄】，藉以偽裝『我高尚、你低落，所以你受我管束是為你好，不算壓霸』的假象。鄭、清、蔣幫侵略福爾摩沙，都是一樣的妒恨心眼，如出一轍。其心狹、妒恨的嘴臉，一覽無遺。
蔣毓英在『台灣府志』中記述，他們剛到所謂的台灣，就已驚訝地統計出所謂的台灣(僅今嘉南地區)之15種大小、形狀、顏色、性質都不同的各種水、旱稻米。其中14種是水稻，僅1種稱為「埔尖」的稻作是旱稻，這還沒包括山地族人所種植的各種小米。支那向來習慣號稱地大物博，有這麼多樣的水、旱稻作嗎？在被蔣幫中國盜匪集團二次洗腦之後，不少人卻真以為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族人僅懂粗耕，水田稻作是漢人引進，真是悲哀。事實上，各國考古學者早就推測，米食種植的傳播應是來自Paccan(福爾摩沙，台灣)。
現今所謂的台灣學者會以為福爾摩沙族人僅懂粗耕，除了受到蔣幫中國盜匪集團二次洗腦所迷惑，也可能是受妒恨的楊英所做之謊言「土民逐穗採拔，不識鉤鐮割穫之便」所騙，以及誤解蔣毓英在『台灣府志』「稻之屬」中的記述「以上諸稻，俱夏種秋獲，年止一收」。
福爾摩沙族人自古即懂得「貪婪足以害己」、大自然切忌竭澤而漁。福爾摩沙族人不但知道施用堆肥改善收成，更瞭解「永續地利」的重要。維持一年只種稻一次，是要讓田地能獲得休養，以恢復地力。這是農業專家近年才認清的道理！而「夏種秋獲」正是利用可短期豐收的季節，夏季陽光足、水量沛，水稻生長快、品質好，炎夏耕種是較辛苦，但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人非好逸惡勞之徒。
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平地族人怎麼會是「粗耕」呢？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平地族人的水田種稻又怎麼會是「漢化才改變」的呢？真是------！事實上，「水田種稻」是在5、6千年前，台灣(Paccan)族人傳過去給中國的呢！【失落的智慧樂土p.14-25；p.86-89】、【原台灣人身份認知辨悟p.36-39】
其實，蔣幫中國盜匪集團對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平地族人洗腦的影響力會有這麼可怕，主要是有早期的那幾個因漢化而轉性，為求名利甘願賣祖求榮、認盜作祖的台灣假漢人，在旁全力協助，才得以順利達成。而現在所謂的台灣人以及1949以後來台的中國難民移民)之還不能覺醒，現在所謂台灣文史學者的輕忽，甚或假漢人當上癮，就需負最大的責任了！
有台中楊先生和台南姜先生都提出相同的質疑：「『已有鄭成功集團留下唐山廟的地方，舊唐山廟直接設為廟學；無舊唐山廟的地方先立社學，再將社學過渡為廟宇，成為廟學，各式各樣的閩粵廟宇隨之如雨後春筍在台灣出現。』，這可有證據？」
筆者回答：「證據不少哩！早期清國據台留下的文書(包括各版台臺灣府志)就有很多記述。」
楊先生來自台中，就舉台中一例：
今台中市北屯(原是『巴宰海族』)，後來所謂的「四張犁莊」一地，是道光五年(1825年)才設置社學，表示1825年以前是未登錄的所謂生番社(台灣抗清先賢戴潮春就是這部落的人)。等當地台灣族人語言、習俗逐漸漢化，才於同治十年（1871年）將社學改為廟宇(文昌廟)，是為廟學，繼續把唐山的民間地方宗教行為加入強制漢化洗腦的過程中。強制漢化完成之後，「熟番」被訓化成為「漢化民」，就另立「學堂」。「廟」與「學堂」分立後，原「廟學」的「文昌廟」就留下成了四張犁莊的地方宗教信仰中心。這是四張犁「文昌廟記」裡的記載，楊先生現在去還查得到。
姜先生來自台南，就再舉台南一例：
不論是荷蘭人或鄭成功集團的入侵台灣，都是先由台南下營(原名Dorcko，荷蘭人稱Smeerdorp)登陸。鄭成功的軍師部將劉國軒在此地設置海墘營，遂將原地名哆廓(Dorcko)改為海墘營。1683年清國入侵台灣，仍稱此地是哆廓(Dorcko)（音譯成倒咯嘓）。清國據台，於佔領區派駐教員、教官、訓導強制漢化。因哆廓(Dorcko)早在1661年就由劉國軒、洪旭等人建有他們供奉武運之神(玄天上帝)的唐山廟，清國就利用這唐山廟直接設置廟學。康熙24年(1685年)11月「廈臺兵備道」巡道『周昌』帶來的河洛語系強制漢化教官，是來自福建泉州府永寧鎮的『下營』，永寧鎮的『下營』本來就是以當地之「玄天上帝廟」為信仰，就製作了一塊「下營北極殿玄天上帝廟」的匾額掛上這哆廓(Dorcko)的唐山廟，做為廟學之用。於是一併將哆廓(Dorcko)改名為『下營』，周昌並有立碑為記呢！後來這「下營北極殿玄天上帝廟」就一直成了哆廓(Dorcko)一地的信仰中心，直到現在。
其實，離這台南下營區約8公里，隔鄰的佳里區還有一個「下營」里，這「下營」里當時是較小聚落，清國派駐的強制漢化教員是來自福建漳浦車田的『下營街』，就把這聚落以其家鄉的村名，也改稱為『下營』。所以才會有相距僅8公里的大、小兩地均以『下營』為名。這些舊台灣的苦情，下營區的人可能已沒人知道！
另外，下營區的禾寮(蚵寮)原是鹿耳海 (荷蘭人稱「台灣內海」Bay of Tayouan，因鄭成功集團入侵初期是由荷蘭人土地測量員梅氏＜Philippus Daniel Meij＞聽來，竟寫成「倒風」內海)的重要港口，是古時台灣北、東、南三大造船廠所在地之一(製造雙船體大型遠洋船艦，北部是Ban-gka(艋舺)，是由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語雙船體大船名稱轉用為地名，東部的所在地已難以查證【失落的智慧樂土 P. 118-124】)。鄭成功海盜集團入侵初期，哆廓有不少人由禾寮(蚵寮) 港乘船往東部出逃。鄭成功海盜集團的船隻追不上，忿恨之下，把禾寮港造船廠及港內剩下來的大船搗毀，殘骸堆積在禾寮港內，塞滿禾寮港，船隻再也無法入港，哆廓(Dorcko，下營)後人就無奈地稱禾寮港為「破船港」。這事筆者還有聽台南下營區的幾位長輩談過，姜先生有興趣可前去查詢。不過，再過幾年，如果這幾位長輩不在了，可能就沒人知曉了！筆者曾經調查過，哆廓(Dorcko，下營)人當年由禾寮(蚵寮) 港乘船東逃時，有一部分族人落腳花蓮的富里鄉屯墾(鄭成功海盜集團據台，勢力不及於東部)，他們現在還居住在那裡，是台灣東部唯一的西拉雅族人聚落。可能還有一部分當時出逃之哆廓族人落腳在今花蓮的大魯閣，雖然筆者還不能確定。因為這大魯閣（太魯閣）是音譯，而哆廓（Dorcko）中間有一個捲舌的子因，被譯為大魯閣（太魯閣）是有可能的（漢人滿官就有把Dorcko譯為倒咯嘓及哆囉嘓兩種講法），而且太魯閣族語言語音和西拉雅語很接近。
還有，台南下營區(哆廓；Dorcko； Smeerdorp；倒咯嘓；海墘營)是台灣最早被迫強制漢化的地方，清國還因為倒咯嘓(下營)是自古台灣重鎮，「廈臺兵備道」巡道『周昌』特別親自到倒咯嘓(下營)主持開設廟學。蔣幫中國壓霸集團侵台後，台灣人歷經劇烈的二次洗腦，其他地方有不少家族被誘騙而偽造族譜，硬是漏洞百出地創造出791件連上中國漢人的族譜，而台南下營區卻從未見有族譜，也沒見有人學著要刻意偽造族譜去連上中國。這是因為，早期下營(哆廓；Dorcko)耆老雖為避清國官員耳目，不敢留存手寫文書，仍有私下選定幾位族人慧黠子弟，暗中口傳台灣的歷史、文化實情。但是，近幾年來，由於患「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台灣聞達假漢人逐漸增多，風行草偃，台灣各地紛紛組姓氏宗親會，要到中國的對應姓氏地去會親，連帶使得下營區也受影響了。
台南下營區有一洪姓大家族，祖先是自從鄭成功海盜集團入侵時，即被鄭成功部將洪旭強押為奴僕、強冠其姓、強取漢名(當年哆廓一地還駐有沈崇明、潘庚鍾、姜拏、陳姓、曾姓、蔡姓等鄭成功部將，哆廓的其他家族都是相同遭遇)。洪旭自稱元帥、千歲、王爺，他生日時奴僕得去拜壽，並供應大肆慶祝、吃喝玩樂所需，還須提供其所屬兵士山珍海味的宴席，稱為『賞兵』。而供奉他們所謂武運大神『玄天上帝』的上帝廟，是這些強盜的信仰中心。每年3月3日『上帝公生日』，各姓奴僕須為其連續三天的慶典付出，除了奉獻大量供品；更要排出轎班，輪流用8人抬的大轎，抬著各『元帥、千歲、王爺』，隨上帝公神像乘轎出巡、出遊；並沿途供應其人馬飲水、糧食、草料。經過長期的洗腦、強塑，以上這些活動，竟已成為下營人根深柢固的習俗和信仰行為。
台南下營的洪姓家族一直都只是迷糊地奉行這些宗教活動，既不知「洪王爺」名叫洪旭，也不知被冠姓、押為僕的歷史。30年前也從未聽說過什麼「六桂宗親」(中國的翁、龔、方、洪、江、汪)。近20年來的下營洪姓家族卻在下營聞達人士慫恿下，就胡里胡塗地加入台灣偽六桂宗親會，還幾次組團隨台灣偽六桂宗親會赴中國，毫無目的地，也強要認盜作祖。這就是蔣幫中國壓霸集團二次洗腦的可怕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