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3年，清國佔據所謂的台灣(僅限於現今嘉南沿海地帶)，再逐年擴張侵略至1895年的不到據福爾摩沙的2分之1
1683年，清國消滅據台的鄭氏東寧王國。滿清康熙皇帝本欲於清除在台漢人後，立即撤兵。但施琅上奏『台灣棄留疏』，主張需在所謂台灣(僅限於現今嘉南沿海地帶，)留下可有效掌控的駐軍和官吏來佔領。理由有二： 一，可防止漢人再偷渡到所謂的台灣；也避免荷蘭人重新佔據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不論何者在所謂的台灣壯大，都可能為將來留下禍根。二，所謂的台灣土地肥沃、所謂的台灣人(福爾摩沙人)生性和善，又礦產豐富。尤其樟腦、鹿皮、米和蔗糖產量大，足可便宜供應唐山民生所需。滿清康熙皇帝最後遂採納施琅的建議，佔領所謂的台灣。
【荷蘭人佔據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時的所謂Tayouan(台灣)，是指其在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的根據地。
鄭成功海盜集團入侵時所謂的台灣，是指今日的台南平原地帶。
1683年清國入侵以後，所謂的台灣是指其逐年搶佔的部分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土地。
蔣幫中國盜匪則是學清國的壓霸，並加以利用。蔣幫中國盜匪知道，所謂的「台灣」二字，代表的是搶奪來的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土地，就把搶佔的整體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國度，通稱為所謂的「台灣」。】
【這是今日的所謂台灣人不能不明瞭的！】
【今日的所謂台灣人應該要明白，即使不自稱琶侃(Paccan)、琶侃人(Paccanians)，自稱福爾摩沙(Formosa)、福爾摩沙人(Formosans)也比自稱所謂的台灣、台灣人正確且有尊嚴！因為，自稱所謂的台灣、台灣人，即表示你自願接受入侵盜匪的奴役。這是每一位所謂的台灣人必須深思的！】
清國因為擔心唐山人又可能聚集所謂的台灣謀反，也覬覦琶侃(Paccan，福爾摩沙)的富庶，決定派軍駐防所謂的台灣。清國視福爾摩沙為敵境，遂下令清除所有唐山人痕跡。將全部在福爾摩沙的唐山人(支那人，所謂的漢人)，包括原就散居此地的唐山人，連同鄭氏集團全數趕回唐山，一個不留。甚至連墳墓裡的唐山人屍骨都被命令挖出，丟入海中。
鄭氏集團入台，帶來漢人三萬七千，被福爾摩沙(琶侃)族人反抗時所殺或病死的有六千。鄭氏的東寧王國（鄭成功兒子鄭經繼位後，將東都王國改名為東寧王國）被消滅後，清國政府命令漢人回籍。將鄭氏集團帶來的軍民和所生子孫，計四萬二千名趕回中國。
1716年〈清康熙55年〉閩浙總督覺羅滿保上書〈生番歸化疏〉，內容提及南北二路「番人」的歸化戶數，並建議以土官統攝土牛紅線沿線的駐守，無須另立官署，以減輕開銷。這「以減輕開銷」其實是藉口，事實上，清國在台灣駐軍有官兵萬餘人，在沒有削減整體駐軍數量的情形下，以「民隘」取代「官隘」到底能節省多少軍隊開銷？於是，隘口的「官隘」轉型成「民隘」，由漢化民土官自己設隘寮、募隘丁管理。這套政策，給予當時勾結唐山滿官的台灣聞達假漢人〈所謂的士紳〉有可乘之機。台灣聞達假漢人看見其中有旁門暴利可謀取，趕緊乞求成為「土官」以掌管「民隘」。當清國官兵護送教官、訓導、教員越過「土牛紅線」繼續強制漢化隘口外番社後，隘寮、界碑隨著往外移。這些台灣假漢人〈士紳〉仗勢侵占更多新受管「社番」所開墾的土地，產生許多衝突。但是，由於台灣假漢人〈士紳〉早勾結唐山滿官，新受管「社番」求助無門。所以，所謂台灣的假漢人大地主、士紳、阿舍，應該是清國派台的唐山官員所特意製造出來的。
1885年以前，清國所稱的台灣，是當時曾文溪以南的現今台南地區而已。
1683年，清國消滅據台的鄭氏東寧王國。滿清康熙皇帝本欲於清除在台漢人後，立即撤兵。但施琅上奏『台灣棄留疏』，主張需在所謂台灣(僅限於現今嘉南沿海地帶，)留下可有效掌控的駐軍和官吏來佔領。理由有二： 一，可防止漢人再偷渡到所謂的台灣；也避免荷蘭人重新佔據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不論何者在所謂的台灣壯大，都可能為將來留下禍根。二，所謂的台灣土地肥沃、所謂的台灣人(福爾摩沙人)生性和善，又礦產豐富。尤其樟腦、鹿皮、米和蔗糖產量大，足可便宜供應唐山民生所需。滿清康熙皇帝最後遂採納施琅的建議，佔領所謂的台灣。
【荷蘭人佔據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時的所謂Tayouan(台灣)，是指其在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的根據地。
鄭成功海盜集團入侵時所謂的台灣，是指今日的台南平原地帶。
1683年清國入侵以後，所謂的台灣是指其逐年搶佔的部分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土地。
蔣幫中國盜匪則是學清國的壓霸，並加以利用。蔣幫中國盜匪知道，所謂的「台灣」二字，代表的是搶奪來的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土地，就把搶佔的整體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國度，通稱為所謂的「台灣」。】
【這是今日的所謂台灣人不能不明瞭的！】
【今日的所謂台灣人應該要明白，即使不自稱琶侃(Paccan)、琶侃人(Paccanians)，自稱福爾摩沙(Formosa)、福爾摩沙人(Formosans)也比自稱所謂的台灣、台灣人正確且有尊嚴！因為，自稱所謂的台灣、台灣人，即表示你自願接受入侵盜匪的奴役。這是每一位所謂的台灣人必須深思的！】
清國因為擔心唐山人又可能聚集所謂的台灣謀反，也覬覦琶侃(Paccan，福爾摩沙)的富庶，決定派軍駐防所謂的台灣。清國視福爾摩沙為敵境，遂下令清除所有唐山人痕跡。將全部在福爾摩沙的唐山人(支那人，所謂的漢人)，包括原就散居此地的唐山人，連同鄭氏集團全數趕回唐山，一個不留。甚至連墳墓裡的唐山人屍骨都被命令挖出，丟入海中。
鄭氏集團入台，帶來漢人三萬七千，被福爾摩沙(琶侃)族人反抗時所殺或病死的有六千。鄭氏的東寧王國（鄭成功兒子鄭經繼位後，將東都王國改名為東寧王國）被消滅後，清國政府命令漢人回籍。將鄭氏集團帶來的軍民和所生子孫，計四萬二千名趕回中國。
清國首先下了嚴酷刑罰的封山令。不願因為進入高山而付出涉險的代價，遂耍狠將避入山區的各部落，孤立在各個局限區內(山地福爾摩沙人口，是為逃避荷、鄭、清的壓霸蹂躪而遷入深山)。
1684年，施琅在『諸羅減租賦疏』中謂：「自臣去歲奉旨蕩平偽藩，偽文武官員丁卒，與各省難民，相率還籍，近有其半」。 是說：「佔據所謂的台灣僅一年，就已驅逐一半在台漢人」。1688年，「華夷變態」也記載：「以前台灣人口甚為繁盛，所謂的漢人民、兵有數萬人，自隸清以後，居民年年返回泉州、漳州、廈門等地，現僅有數千漢人居住」。是說，1688年時僅剩數千唐山人在所謂的台灣（其中還包括了為執行對台漢化任務，所引進的三年一任的執行強制漢化人員、契約唐山人工匠以及官方因為中國需要而特准的短期贌商）。而清除漏網唐山人的工作仍在台灣持續進行著。
1684年，施琅在『諸羅減租賦疏』中謂：「自臣去歲奉旨蕩平偽藩，偽文武官員丁卒，與各省難民，相率還籍，近有其半」。 是說：「佔據所謂的台灣僅一年，就已驅逐一半在台漢人」。1688年，「華夷變態」也記載：「以前台灣人口甚為繁盛，所謂的漢人民、兵有數萬人，自隸清以後，居民年年返回泉州、漳州、廈門等地，現僅有數千漢人居住」。是說，1688年時僅剩數千唐山人在所謂的台灣（其中還包括了為執行對台漢化任務，所引進的三年一任的執行強制漢化人員、契約唐山人工匠以及官方因為中國需要而特准的短期贌商）。而清除漏網唐山人的工作仍在台灣持續進行著。
這是為避免漢人久居摸熟門路，而有機會違法亂紀。鄭氏集團原視台灣為殖民地；清國更視所謂的台灣為敵境。
清國視所謂的台灣為可有可無的邊陲。從未正眼視之。任由督吏胡亂行事。但福爾摩沙(琶侃)人本性善良而勤奮，又農耕收成不錯，雖受剝削與欺壓、先進文明被摧毀殆盡，仍能勉強生存，繁衍子孫。
事實上，支那人都是惡人無膽。清國官兵的入侵福爾摩沙，一直是蠶食般一步一步進逼，而且在勢力所及的外圍，學鄭成功集團構築「土牛、土牛溝」的防禦工事，連成一線，是所謂的土牛紅線，稱國界。沿線隘口設置崗哨駐守。
清國由「土牛、土牛溝」連成的土牛紅線國界
康熙24年(1685)清國的佔據地
1716年〈清康熙55年〉閩浙總督覺羅滿保上書〈生番歸化疏〉，內容提及南北二路「番人」的歸化戶數，並建議以土官統攝土牛紅線沿線的駐守，無須另立官署，以減輕開銷。這「以減輕開銷」其實是藉口，事實上，清國在台灣駐軍有官兵萬餘人，在沒有削減整體駐軍數量的情形下，以「民隘」取代「官隘」到底能節省多少軍隊開銷？於是，隘口的「官隘」轉型成「民隘」，由漢化民土官自己設隘寮、募隘丁管理。這套政策，給予當時勾結唐山滿官的台灣聞達假漢人〈所謂的士紳〉有可乘之機。台灣聞達假漢人看見其中有旁門暴利可謀取，趕緊乞求成為「土官」以掌管「民隘」。當清國官兵護送教官、訓導、教員越過「土牛紅線」繼續強制漢化隘口外番社後，隘寮、界碑隨著往外移。這些台灣假漢人〈士紳〉仗勢侵占更多新受管「社番」所開墾的土地，產生許多衝突。但是，由於台灣假漢人〈士紳〉早勾結唐山滿官，新受管「社番」求助無門。所以，所謂台灣的假漢人大地主、士紳、阿舍，應該是清國派台的唐山官員所特意製造出來的。
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這國度原是以村落或社區為主體，並無族群之分。荷蘭時期僅記錄了福爾摩沙族人的社名，並依地區劃分成幾個區塊以資分辨。清國官方也並無所謂族群的記載，清國黃叔璥在「臺海使槎錄」的【番俗六考】中，也只是依照地理分布而將平地的所謂台灣住民分為18社等13個部落群。是於日據時期，日本人才依照地理分布加上各地區特有的琶侃 (福爾摩沙)口音和語調，將福爾摩沙平地住民以及山地住民再加以分別，訂出所謂的「族」。也因而，所謂的台灣原族群的名稱和數量就不斷改來改去，所謂的「那一族」本來是莫須有的。以下原本純粹是地區名稱。
鄭成功集團和清國侵台初期，都是狂妄、壓霸，對所謂台灣的污衊無所不用其極，但有時仍免不了透露出一點事實。
楊英【從征實錄】記載：「台灣有『田園萬頃，沃野千里，餉稅數十萬，造船制器。』令鄭成功垂涎十尺。」
釋華佑台灣遊記就記述：「蓋親見云，諸山名勝，皆科斗(蝌蚪)碑文，莫可辨識。惟里劉山有唐碑，上書『開元』二字。」
清國據台的第一任知府蔣毓英在【台灣府志】記述：「人亦頗知讀書，兒童五、六歲便教讀書。」 蔣毓英是清國據台第一任知府，他到任後才開始籌備社學、廟學，鄭成功集團據台時期並無設置番人漢化學堂，所以蔣毓英此言必是指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族人的固有教育，而且是說「台灣人自己頗知讀書，兒童五、六歲便須教讀書〈驚訝？〉」。
1690年代〈康熙30年代〉修撰的【臺灣府志】不小心還是寫到：「人無貴賤，必華美其衣冠，色取極豔者，靴襪恥以布，履用錦，稍敝即棄之。下而肩輿隸卒，褲皆紗帛。」
所謂的支那人精練厚黑學，因自卑產生妒恨性的心理反彈，加上壓霸成性，見了別人勝過自己的文物就要破壞、摧毀。
1661年鄭成功集團入侵台灣燒殺擄掠；清國1683年入侵所謂的台灣後，則澈底摧毀福爾摩沙(琶侃)的文化和文明。看看350年前那麼堅固的熱蘭遮城，鄭成功集團有火砲，加上4萬大軍，都攻打不下來，只能圍城，現在還見得到多少痕跡呢？福爾摩沙(琶侃)原本的文化和文明又如何能倖免呢？這種支那人厚黑、妒恨、壓霸的惡習，隨著時間有增無減，蔣幫中國盜匪集團1945年入侵福爾摩沙以後，也是大肆毀壞、改造各種日據時期留下的文書、石碑甚至墓碑。
鄭成功集團和清國侵台初期，都是狂妄、壓霸，對所謂台灣的污衊無所不用其極，但有時仍免不了透露出一點事實。
楊英【從征實錄】記載：「台灣有『田園萬頃，沃野千里，餉稅數十萬，造船制器。』令鄭成功垂涎十尺。」
釋華佑台灣遊記就記述：「蓋親見云，諸山名勝，皆科斗(蝌蚪)碑文，莫可辨識。惟里劉山有唐碑，上書『開元』二字。」
清國據台的第一任知府蔣毓英在【台灣府志】記述：「人亦頗知讀書，兒童五、六歲便教讀書。」 蔣毓英是清國據台第一任知府，他到任後才開始籌備社學、廟學，鄭成功集團據台時期並無設置番人漢化學堂，所以蔣毓英此言必是指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族人的固有教育，而且是說「台灣人自己頗知讀書，兒童五、六歲便須教讀書〈驚訝？〉」。
1690年代〈康熙30年代〉修撰的【臺灣府志】不小心還是寫到：「人無貴賤，必華美其衣冠，色取極豔者，靴襪恥以布，履用錦，稍敝即棄之。下而肩輿隸卒，褲皆紗帛。」
1885年以前，清國所稱的台灣，是當時曾文溪以南的現今台南地區而已。
清國本來就有「出海禁令」：1661年起，「由山東至廣西，劃海界遷民。築牆、立界石，派兵戍守。起界者殺無赦。」以防止偷渡。，大清會典事例775：「令逃民限期回國-----。潛匿不回，船戶、舵水照窩藏盜賊治罪；出結之『族鄰』、『行保』，杖一百、徒三年。」此後清廷禁止漢人再移居所謂的台灣，更下了「渡台禁令」〈雖曾有幾次短期解禁，但開放的僅是准許派台人員攜眷以及特殊身份者的短暫逗留而已〉。派來的治台官吏，最長任職三年即遣回清國；不能帶眷上任；以防止留下支那人後代。
蔣師轍於台遊日記卷二云：「海洋禁止偷渡諸制頗詳──海洋禁止偷渡，犯者照私渡關津，律杖八十，遞回原籍。人數至十名以上者，官役分別責罰。」又云：「再令有司著實舉行保甲（需相互告密，否則連坐治罪），稽查防範。」「台灣不准內地人偷渡。拏獲偷渡船隻，將船戶等分別治罪；文武官議處兵役治罪。」再云：「如有充作客頭，在沿海地方引誘偷渡之人，為首者充軍，為從者杖一百、徒三年。」「互保之船戶、歇寓知情容隱者、偷渡之人、文武失察者、沿海村鎮有引誘客民過台者等，均加以重處。」意思是：「查獲偷渡者時，所搭船隻沒收；偷渡者所經過港口的所有船戶、休息與住宿過的當地人、路經地區的所有文武官員，全要被施以重刑嚴處。」
廣東巡撫鄂爾達上奏：暫時留台者須『編甲安插』，編甲是保甲制度，保甲內要相互監視，若有亂紀、棄逃之虞，需事先告密，否則事發後必連坐治罪。
藍鼎元於經理臺灣疏中又說：「文武差役、誠實良民，必將赴臺何事，歸期何月，敘明照身票內，汛口掛號，報明駐廈同知、參將存案，回時報銷。倘有過期不還，移行臺地文武拘解回籍。」、「再令有司著實舉行保甲，稽查防範。凡臺灣革逐過水之犯，務令原籍地方官收管安插，左右鄰具結看守。如有仍舊潛蹤渡臺，將原籍地方官參處，『本犯正法』，左右鄰嚴行連坐。庶奸民有所畏懼，而臺地可以漸清。」
還有，1847年北路理番同知史密上書清廷還記載說：「全台無地非番」。
1886年劉銘傳【清賦的12項建議】說：「蓋台地雖歸入清朝版圖，而與內地聲氣隔絕」。
1886年劉銘傳【清賦的12項建議】說：「蓋台地雖歸入清朝版圖，而與內地聲氣隔絕」。
派來佔領的都是降清原明朝官兵，接收了鄭成功集團在所謂台灣全部的地籍圖冊、人口登錄、資產記載以及管訓所謂台灣人的高壓策略。不但承襲鄭成功集團的政策，更嚴厲執行。首先下了嚴酷刑罰的封山令。不願因為進入高山而付出涉險的代價，遂耍狠將避入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深山的各部落，孤立在各個局限區內〈高山部落居民，多數是為逃避荷、鄭、清的壓霸蹂躪而遷入深山〉，每一個部落都被隔離在狹小範圍內，令其自生自滅。在所謂台灣區域則到處建制社學〈所謂的番社〉，派駐教官，加以管控、再洗腦教訓。於原鄭成功集團福佬人部將轄區，派駐福佬人官吏、教官；原鄭成功集團客家人部將轄區，派駐客家人官吏、教官。分別依福佬習俗、客家習俗加強所謂的漢化。
將接受漢化者列為『民』，未接受漢化者列為『番』而加以歧視。列為番者不被承認擁有資產的權利，可隨時將其向偏遠、貧瘠區域驅逐。列為民者，可登記住宅、耕地，人身也受到較多保障。如此加速所謂台灣人接受漢化的意願。但直到蔣幫中國壓霸集團侵台初期，仍有不少民族自尊心較強，堅持福爾摩沙(琶侃)傳統文化的福爾摩沙(琶侃)族人，寧被視為番而不移。然而，因受到歧視（被稱為平埔番），生活條件差，福爾摩沙(琶侃)文化不但無法發展，更逐年凋落。
已有鄭成功集團留下唐山廟的地方，就利用既有唐山廟為社學〈社學、廟學同時進行〉；未有唐山廟的地方，也在強制漢化過程中，依各支那人滿官及所帶來的唐山教官之原唐山崇拜信仰，逐步將社學過渡為廟宇〈廟學〉。從此所謂台灣的福爾摩沙族人竟被硬生生分化成福佬語系和客家語系兩種族群，連全部是怪力亂神的邪教式唐山迷信，也開始充斥所謂的台灣。
將接受漢化者列為『民』，未接受漢化者列為『番』而加以歧視。列為番者不被承認擁有資產的權利，可隨時將其向偏遠、貧瘠區域驅逐。列為民者，可登記住宅、耕地，人身也受到較多保障。如此加速所謂台灣人接受漢化的意願。但直到蔣幫中國壓霸集團侵台初期，仍有不少民族自尊心較強，堅持福爾摩沙(琶侃)傳統文化的福爾摩沙(琶侃)族人，寧被視為番而不移。然而，因受到歧視（被稱為平埔番），生活條件差，福爾摩沙(琶侃)文化不但無法發展，更逐年凋落。
已有鄭成功集團留下唐山廟的地方，就利用既有唐山廟為社學〈社學、廟學同時進行〉；未有唐山廟的地方，也在強制漢化過程中，依各支那人滿官及所帶來的唐山教官之原唐山崇拜信仰，逐步將社學過渡為廟宇〈廟學〉。從此所謂台灣的福爾摩沙族人竟被硬生生分化成福佬語系和客家語系兩種族群，連全部是怪力亂神的邪教式唐山迷信，也開始充斥所謂的台灣。
根據清國歷史記載，施琅帶兵入侵所謂的台灣，視所謂的台灣為敵境。為安全考量，限令所謂的台灣地區僅能從事農耕。嚴禁出海、礦冶鐵器、燒製磚瓦，甚至連竹子也禁止搬運、使用。並以嚴懲禁止原有的福爾摩沙文化和工藝活動；全面摧毀福爾摩沙(琶侃)原有文書、紙業以及礦場、冶煉廠、磚窯等等工業設施，農業以外的所謂台灣文明一時俱毀。連竹子禁止採伐、運送，因為怕竹子削尖可當武器。禁礦場、冶煉廠是怕製造兵器，至於農具或維修農具所需鐵料，則由官方統一自支那輸入，嚴密管制。禁磚是怕構築堅固的防衛工事。摧毀台灣原有文書、紙業、文化、工藝，一則是怕福爾摩沙人用支那人不懂的語文連絡。二則是為加速所謂的漢化教學，以方便管控。同時更是要消滅讓支那人見了就因妒生恨的先進福爾摩沙(琶侃) 文明。第一任台灣知府蔣毓英為執行對台漢化任務，開始引進契約唐山人工匠、執行強制漢化人員、農作物契作人員（贌商），工匠、執行強制漢化人員也和駐守官兵一樣，是最多三年即遣返；贌商則僅能停留數月。【僅能停留數月的贌商，竟然被認盜作祖的華奴學者說成是引進支那移民。當時嚴禁支那人留住福爾摩沙(琶侃) ，原在台支那人全部驅離，真是睜眼說瞎話。】
直到1788年，清廷調來清國四省兵力才擊潰林爽文起義事件後，清廷派台支那人滿官，懼怕台灣起義事件再生，遂奏請開放在所謂的台灣燒製磚瓦，以便在各地大量建築堅固的防衛城牆。自1683年施琅入侵所謂的台灣後，所謂的台灣民間有超過100年的時間無磚瓦可用。
至於鐵和竹子的使用與買賣，則直到1874年沈葆楨建議取消對台灣的山、海禁令，才在隔年同時開放。1875年清光緒帝諭令內閣：「所有從前不准內地人民渡台各禁例，著悉與開禁。其販賣鐵、竹兩項，並著一律弛禁。」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 族人足足有近兩百年的時間，連鐵器、竹子都不能製做，也不能使用。此時距1895年日本據台，僅20年而已。
在嚴酷封山令之下，福爾摩沙(琶侃)山地各族就像被困在孤島監獄，無法與其他地方交流維持文明所需的物質和原料。文明遂停滯，更繼而消退。因為生活條件差，族群又無法與外界通婚而基因逐漸純化，族群也逐漸縮小。文書教育傳承失去需要性，就斷層了。連語言也因族群縮小，加上200年的完全隔離，各部落語音的差異越來越大。其實『日月潭福爾摩沙(琶侃)古文石版』就是來自山地族群，足證山地住民本來也是有使用原福爾摩沙(琶侃)文字的。只是文明被迫而流失，就僅以簡單符號記下生活所需事物。後來山地住民竟被認為原就文明落後。
福爾摩沙(琶侃)平地各族人，在被迫漢化過程中，所有文明、文化則被消滅殆盡。清廷施琅侵台時，視所謂的台灣為敵境。見福爾摩沙(琶侃) 文明比支那進步，福爾摩沙(琶侃) 人文明昌盛、豐衣足食，更懷妒恨之心。下令福爾摩沙(琶侃)人僅能從事農耕，澈底摧毀工業、工藝、文化設施；滅絕所有歷史文書，並加速漢化改造，使得福爾摩沙(琶侃)文明一下子倒退5000年。其目的，除了為方便管控所謂的台灣；更為了滿足支那人心虛又自大的狂妄野心。為了消滅福爾摩沙(琶侃)意識，強冠所謂的漢姓、取漢名；連宗教信仰、生活習俗也全部移植過來。在鄭成功集團據台時立下的基礎上，做更澈底的消滅福爾摩沙(琶侃)意識、文明、文化。
雍正2年（1724年）「藍鼎元（隨堂兄南澳總兵藍廷珍入台平定朱一貴起義事件）與吳觀察論治台事宜書」說，「土番頑蠢無知；鳳山以下，諸羅以上多愚昧渾噩，有上古遺意。」（當時強制漢化工作，是由台南府城開始，向南、北逐漸進行）意思說：「雖然已執行強制漢化40年，鳳山以下，諸羅（嘉義）以上的台灣人，仍未改造完成，不知漢人文化，仍擁有福爾摩沙文明和福爾摩沙文化意識。
善良的福爾摩沙(琶侃) 人都會定期敬拜地基主。因為福爾摩沙(琶侃)人認為，此地原來定有先人打過獵、走過、休息過，甚至住過、開墾過，他們雖未宣稱擁有，但本人總是後到，要開墾或據為己有，道理上應先得這些先人的允許才是。但這些先人應已不在人世，或不知在何處，就統稱這些先人為地基主。在敬拜自己祖先之餘，須記得也定期敬拜地基主，以示做人懂得感恩的道理。並代代相傳。即使土地是後來從別人手中買得，也必須不忘感恩原來在此活動、開墾過的先人。強行漢化過程中，被迫接受王權式神明的『土地公』習俗時，所謂的台灣人仍能留傳敬拜地基主這純粹表達對先人感恩的謙恭禮儀。至今在所謂的台灣民間奉行不斷。
福爾摩沙(琶侃)自有以太陽、地球、月亮運行為基準的曆書。福爾摩沙(琶侃) 屬海洋氣候，節氣與漢曆不同。例如，所謂的漢曆大寒時節（以太陽照射地球角度為依據），在支那是一年最冷的日子，人與大地早已蟄伏多時；在福爾摩沙(琶侃)，真正寒冬卻才開始，福爾摩沙(琶侃)人剛把秋季作物收成完畢。所以福爾摩沙(琶侃)曆法中，以這時節（因被迫使用漢曆名稱，福爾摩沙(琶侃) 曆稱謂已不可考）才是人與大地休養的開始。在福爾摩沙(琶侃)，此時已收成、存糧完畢，豐足又輕鬆，歡喜準備過年。福爾摩沙(琶侃)人要在這天（漢曆的所謂大寒）首先整修先人墳墓，才再整理家宅。在被迫遵行漢人習俗後，台灣人今日仍保持這項傳統。鄭氏集團據台期間，有些人水土不服病死；有些人因福爾摩沙(琶侃)人的反抗而戰死，在所謂的台灣置有墳墓（降清後已全部遷回唐山），所以每年於陰曆3月3日或清明節之日強迫福爾摩沙(琶侃)人跟著掃墓。清國據台期間，禁止漢人留居福爾摩沙(琶侃)（死在任期內的派台人員，連屍骨也送回唐山；少數無親人認領的，則就地掩埋，無人聞問），所謂的台灣不再有支那人墳墓，清國派台的支那人官員自然無掃墓之舉，所以也不再強推陰曆3月3日或清明節掃墓的規定。所謂的台灣人因而在被迫所謂的漢化後，並無清明時節掃墓之習俗。直到蔣幫壓霸集團侵佔福爾摩沙，在華奴化福爾摩沙人的同時，也大力宣導清明掃墓。然而樸實的所謂台灣民間，至今仍沒有清明掃墓之舉（是有少數福爾摩沙(琶侃)族人在受了幾十年「高又深『中國蔣幫』教育」之後，已跟著清明掃墓）。福爾摩沙人追念先祖的傳統，除了每年在『大寒』日整修先人墳墓外，前一年家裡有人娶媳或生子時，家族須於過新年時，帶新媳、子，攜牲禮『陪墓』。是敬告先人、認祖的意義。新墳則要連3年在新年『陪墓』。此『陪墓』不同於支那人的掃墓，『陪墓』是攜牲禮敬懷祖先，是不會動到墓體的。
福爾摩沙(琶侃)人在被迫漢化過程中，福爾摩沙(琶侃)文明幾乎被消滅殆盡。『福爾摩沙(琶侃)數字』和『福爾摩沙(琶侃)算盤』因其重要性；又被認為無威脅性，支那人爭相學習，乃得以被保留。
清國據台前幾年，發現福爾摩沙(琶侃)雖然已歷經二十幾年被強制所謂的漢化，仍保有不少福爾摩沙(琶侃)自己的歷史記載和傳說。為安全統治，支那人滿官執意澈底消滅所謂台灣人保留的福爾摩沙(琶侃)意識。遂建議在所謂的台灣開放科舉考試，錄用少數所謂的台灣人為官。以富貴機會吸引所謂的台灣人專心研讀支那典籍，傳誦支那史蹟。使福爾摩沙(琶侃)自己的歷史意識逐漸淡化而消失。於是，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所謂的台灣開科考試。此後的所謂台灣人被支那化得更澈底了。不過，直到蔣幫壓霸集團侵台後十多年，仍可見到不少原福爾摩沙(琶侃)傳統。例如：先生嬤（即福爾摩沙(琶侃)傳統女醫）；輕便的福爾摩沙(琶侃)牛車（僅兩輪）；平日穿的兩縛衫、兩縛褲（這服裝穿起來輕鬆，行走、工作不礙手腳。美國博物學者 Mr. Joseph
Beal Steere 於1873至1874年間探訪所謂的台灣，採集博物標本時，看到這種服裝的舒適和實用性，立即很高興地換穿起來。不過，Mr. Joseph Beal
Steere 誤以為那是支那人服。其實，其前後到訪所謂台灣的西洋人，都誤會接受支那化的台灣『民』為支那人）。而祭祖應同時敬拜『地基主』；在節氣『大寒』當日整修先人墳墓；行結婚儀禮時，以母舅為尊，須請坐大位；新人、新墳於新年陪墓；不於清明掃墓等，樸實台灣人至今仍奉行不斷。
福爾摩沙(琶侃)人原本謙虛、好客又善良，所以外族入侵初期，都盛情接待。見入侵的外族露出壓霸面目、做出暴行時，才起而抵抗。但福爾摩沙(琶侃)人原本信仰和諧與分享；戒慎爭鬥；不重視功利文明，雖有先進工業文明，仍不發展戰爭用的武器。因而缺乏有效的戰略、戰術經驗，又無足夠的武器、裝備，抗戰註定處於劣勢，無法成功。荷蘭人、鄭成功集團、滿清的入侵，情形都是如此。
荷蘭人在福爾摩沙(琶侃) 期間，是以不平等貿易掠奪福爾摩沙(琶侃)物資，並未壓霸到想奴化福爾摩沙(琶侃)人的身、心、靈，所以福爾摩沙(琶侃)人對抗荷蘭人的衝突，規模都較小。僅1635年與1636年的『麻豆事件』和『蕭壠事件』死傷較多，也不過幾十人。鄭成功集團是海盜起家，侵佔司所謂的台灣時，殘暴地橫行霸道，福爾摩沙(琶侃)人不時群起奮力抵抗。1661年的大肚社之役；1670年的沙轆社之役；1682年的竹塹社之役和新港社之役都是較大的戰役，福爾摩沙(琶侃)人死傷無數。清國佔領所謂的台灣時期，以安全掌控為目的，任由派台支那人滿官貪瀆、施暴，且全面摧毀原有福爾摩沙文書、文化及工業文明設施，限令所謂的台灣地區僅能從事農耕，福爾摩沙(琶侃) 農業以外的文明一時俱毀。福爾摩沙(琶侃)人更是反抗、起義不斷，大小有二百多件。遂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之說。當中，1721年的朱一貴起義、1786年的林爽文起義、1862年的戴潮春起義，是三個大規模起義事件。三次都幾乎收復全所謂的台灣。最後還是因為支那調來大批精銳武器部隊，才以失敗收場，福爾摩沙(琶侃) 人傷亡更是慘重。當時的駐台支那人滿官，為求得迅速的精銳大軍支援，急報『叛變』事件。後來卻被說成『反清復明』事件。事實上，當時的所謂台灣，除了清兵和滿官，以及為強制支那化而引進的執行所謂強制漢化人員、契約唐山人工匠（每期三年，期滿即遣返）以及為生產特定農產品供應支那而特許的短期農作物契作人員（稱為贌商，福佬語音與『綁』同。贌是短期綁約租賃或包攬的意思，其操作包括農作物生產、漁獲和林業、礦產等。），根本一個支那人也沒有，何來反清復明？就連由海盜變身，妄想繼承明室，稱王稱帝的鄭成功，在支那時雖以『反清復明』口號自我漂白，後來見野心無望，改以入侵所謂的台灣，自立為王。就在所謂的台灣成立東都王國，欲獨霸一方，哪有什麼反清復明？
由於福爾摩沙(琶侃)人原本善良、勤奮，在福爾摩沙(琶侃)文明被摧毀、禁絕後，祇得接受漢人文化，重新學習漢人文明（落後福爾摩沙(琶侃) 文明至少一千多年）。漢化後也是上進。滿清統治所謂的台灣後，禁止漢人入台。在1875年稍有解禁。准許漢人來台經商、短期受聘工作，僅日本據台前的20年而已。漢化的士紳由於自己的文明被禁絕，只好連年集資聘請支那最好的漢文教師與工匠（漢人滿官為加速漢化積效，傾向批准。也是最長3年一聘），來台傳授漢文和工藝，稱之為唐山師。漢文教育、文化和工藝遂在所謂的台灣興盛。由於漢人文化和工藝的興盛，更使福爾摩沙人口全面漢化的速度加快。依清廷據台官吏的政策，已漢化者為民；未漢化者為番。清廷戶籍記載（台灣府志），1684年鄭氏軍民被迫回到支那而移交滿清時，已漢化的福爾摩沙人口有30,229人。至1730年已有約60萬人。 1756年之實際登錄人數是660,147人。
1758年，「大清會典」戶口編審附註：「回、番、黎、猺、夷人等，久經向化者，皆按丁編入民數」。此番是指所謂台灣的福爾摩沙族人（高山人口因封山令而被排除、忽視）。根據這個規定，被強制漢化後之台灣人，在戶政登記上，不再被記為「土番」或「社番」，而是全部登記為「民」。而在漢人滿官的眼裡，其實還是「番」。可是，在被蔣幫壓霸集團呆奴化後，多數台灣人不知道自己的歷史，到今天還以漢人自居。1777年開始（台灣府志），83萬已被強制所謂漢化後之所謂台灣人，戶政登記上改記為「民」。至1811年已達1,944,737人，至割讓給日本前兩年的1893年達2,545,731人。
19世紀，清帝國朝國力衰微，世界列強以炮艦外交進逼，1840年代起列強也開始覬覦福爾摩沙豐富的物產。當時台灣物資都是清廷官營，英、美等國幾次嘗試向台灣通商失敗。1858年，英法聯軍逼清廷簽訂天津條約，台南大員（安平）首先對外開放通商，基隆、淡水、打狗（高雄）也陸續開放。並逐年被逼開放原官營的樟腦等各種物產，給英、美、法自由買賣。日本見各國在所謂的台灣得利，也想瓜分。1874年，藉口1871年54名琉球宮古島人遇海難，在南屏東登陸後逕行進入牡丹社區，與牡丹社山地族人起衝突，被牡丹社族人所殺，於1874年5月22日進犯南屏東。該年清廷派沈保楨來台視察，見台灣已對外國人開放，洋人在台通商，獲取高利；而封鎖所謂台灣的渡航禁令，現在卻祇限制得了華人。沈保楨遂奏請撤消對台灣的禁航令，同時廢止封山令及使用鐵器、竹子的禁令。
鄭成功集團據台時，是由其部隊頭領，各自將所擄農奴、家丁強冠其姓；逼令隨河洛語系鄭成功集團部隊、家眷，說河洛語、行河洛習俗；隨客家語系鄭成功集團部隊、家眷，說客家語、行客家習俗。
清廷據台，在鄭成功集團據台時立下的基礎上，分別依原鄭氏集團河洛人部將轄區，派駐河洛人官吏，以河洛語系文書、信仰、生活習俗繼續加強漢化；在原鄭氏集團客家人部將轄區，派駐客家人官吏，以客家語系文書、信仰、生活習俗繼續加強所謂的漢化。已被所謂漢化的福爾摩沙(琶侃)人，由被漢化當時、當地的派駐戶吏給漢姓、取漢名。再依姓氏分別立漢人祠堂，逼行漢人祭禮。
至今仍存在新竹縣竹北市新社里，掛有「采田福地」匾額的「七姓伯公廟」，是一較特殊的案例與證據。
此地附近居民祖先，當時是尚未被漢化的竹塹社道卡斯族人。1721年，被漢化為河洛語系的朱一貴和被漢化為客家語系的杜君英合作起兵，反抗清國漢人滿官的壓霸統治（朱一貴事件）。在短短三個月時間，所謂的台灣革命軍即成功拿下全台灣。後因朱一貴和杜君英互爭王位（受所謂漢化過程影響而轉性追求名利），演變成河洛語系和客家語系互鬥。僅一個多月後，清國派來一萬二千多人的部隊，船艦六百多艘，攜帶重武器，自大員（台南安平）登陸。已內亂的所謂台灣革命軍很快被清軍擊潰，清國又重新掌控全台。朱一貴事件期間，現今新社里附近地區，尚未被漢化的道卡斯族人，拒與朱一貴、杜君英部隊合作，拒絕其進入該地區。清廷重新控制所謂的台灣後，也一直維持和平順從。
清國重新統治全台後，得知此事，為強調『順我者昌』，援屏東六堆之例（六堆居民當時已被漢化成客家語系族群，原隨杜君英參加台灣革命軍。朱、杜反目後，又隨杜君英對抗朱一貴。清廷再次掌握所謂的台灣後，認為六堆居民對抗朱一貴，算是對朝廷有功，更為強調『順我者昌』，就給予豐厚獎賞，並封六堆居民為『義民』、建『忠義亭』表揚），於1758年，清乾隆特賜今新社附近地區的道卡斯族人『錢、衛、廖、三、潘、黎、金』七姓；指示居民建「七姓伯公廟」，稱「采田福地」（『采』、『田』合為『番』字，是指尚未漢化）。二年後再頒「義勇可嘉」匾額掛上。強冠人姓，再逼令受壓迫者尊其為「伯公」，認他做祖，還註釋為番，真是可惡！福爾摩沙(琶侃)人本性謙虛、善良，不同意、不喜歡，但也忍了、認了。就作為祭祖、議事廳之用。（其他先所謂漢化再冠所謂漢姓、取所謂漢名的地區，則依所冠漢姓直接立漢姓宗祠給予使用。）【舉證辨正60.；62.；92.】
清廷政策，原是先所謂漢化再冠漢姓、取漢名。此地區的道卡斯族人尚未被漢化，所以破例由乾隆賜姓，還註明是『番』。當時六堆居民已被客家語系漢化為民，所以封為『義民』。
「七姓伯公廟」更是福爾摩沙(琶侃)人被迫以河洛語系和客家語系分別漢化的明證。當時奉乾隆旨意前來賜姓、建「七姓伯公廟」的，是河洛人差官。所以「七姓伯公廟」就建成河洛語系習慣的形式，在神桌下供奉『虎爺』，不是客家語系應供奉的『龍神』。竹塹社地區一直是由客家語系地方官負責強制漢化工作，因而此區的道卡斯族人，後來都被強制漢化成客家語系。「采田福地」「七姓伯公廟」的河洛語系形式，則因是滿清皇帝賜建，沒人敢更動，才一直維持到現在。時至今日，大多數人不知此原由，都還在奇怪：「為什麼客家語系所用的『七姓伯公廟』會有河洛語系的習俗形式？」
唐山官員和執行強制漢化的教官，壓霸地硬將這些所強冠之姓的唐山來源稱為『伯公』、『公祖』，才被諷刺『有唐山公，無唐山嬤』。福爾摩沙(琶侃)族人私下偶而也以『有唐山公，無唐山嬤』自嘆『被強加唐山公』的無奈。
羅漢腳仔
在清廷渡台禁令下，是有少數唐山逃犯（都是單身男性）僥倖成功偷渡到台灣。福爾摩沙(琶侃)族人被強制漢化後，稱他們為『羅漢腳仔』。『羅漢』是強勢好鬥的流浪者，『腳仔』是小嘍囉。『羅漢腳仔』是指男性單身的遊蕩小流氓，福爾摩沙(琶侃)族人又稱他們為「大本乞食」，是說他們在台灣當乞丐，強硬乞討有如勒索，更自認高級，對施捨的食物和用品還會要挑選，福爾摩沙(琶侃)族人對他們總是避而遠之。他們若持續逃過清廷官兵的追捕，則最後都橫死在台灣。福爾摩沙(琶侃)族人善心為他們收屍撿骨，集中掩埋，唐山教官認為流氓逃犯還是他們的同胞，竟恐嚇福爾摩沙(琶侃)族人為他們建小廟供奉。說，否則這些流氓逃犯的陰魂會作怪、害人，建小廟供奉後，這些陰魂會應許和平。所以這些小廟供奉的唐山羅漢腳仔就稱為『有應公』、『萬應公』，這些小廟就稱為『應公仔廟』。這也是另一種所謂的『有唐山公，無唐山嬤』。
一些所謂的台灣學者受漢化洗腦後，隨著支那盜匪集團唱合，謬誤地解讀『有唐山公，無唐山嬤』這句話，或清廷派台官兵與教官自嘆的『唐山過台灣，心肝結歸丸』」，現在竟然也能加以瞎扯胡說，說什麼唐山公過台灣，在台娶妻生子。真是匪夷所思！事實上，荷、鄭侵台時期的在台唐山人及其子孫已全數被清廷驅逐回中國；清廷侵台時期曾從唐山到台灣的，只有三年必須遣返的輪調官兵、教官，以及偶而有數個月內必須來回的贌商，何來唐山人留在所謂的台灣？
清國為了加速所謂的漢化，清廷強制漢化所謂的台灣二十幾年後，為使所謂台灣人自己的歷史意識更澈底逐漸淡化而消失。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在所謂的台灣開放科舉考試。錄用少數琶侃人(福爾摩沙人，所謂的台灣人)為官。定有臺灣保障名額，以富貴機會吸引所謂的台灣人專心研讀支那典籍，傳誦支那史蹟。
早期台灣人的靈魂精神都還在，大都不願參加。所以康熙年間的《諸羅縣誌》記載「此邦視學之途為迂而無用」；台廈道的高拱乾奏報「台灣讀書之子，特設台額，獲登賢書，較內地之人多額少者，其難易不同。然而……卒業於學者，十不得一焉」。因此，應考者多數是應聘來台的唐山教員，錄取者也多數是唐山教員。由於清國逐年擴大強制漢化的區域，保障名額也逐年增加，很容易錄取。消息傳回唐山，吸引更多的唐山學子來台灣擔任教職，順便求取功名。
但是，仍有少數經不起誘惑而轉性貪婪，寧願認盜作祖，接受教化。趨炎附勢，求取名利。福爾摩沙(琶侃) 人被迫冠上所謂的漢姓之後，那些學習支那厚黑學轉性貪婪，求取功名的所謂台灣士紳，為了「自以為『更高級』的虛榮」，很多人還申請改姓，「重認新祖」哩！例如《重修臺灣府志》卷之十二：
舉人篇記載：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林延選榜〉陳飛(臺灣附生。本姓張)；雍正元年癸卯〈廖學信榜〉王世臣(府學附生。本姓陳)。
鄉貢篇記載：
雍正元年謝飛鵬(府學附。拔。本姓陳) 、林中萊(諸羅。本姓馬)；雍正二年薛烈(府學。本姓王)；雍正五年洪亦纓(臺灣。本姓李)、洪績(諸羅。本姓陳)；吳滋燦(府學。本姓陳)；乾隆二年黃之猷(府學。本姓袁)。
例貢篇記載：
王麟(本姓黃)；陳附柏(本姓林)。
武舉篇記載：
康熙五十年辛卯余立贊(諸羅。本姓蔡)；康熙五十六年丁酉王楨鎬(解元。本姓李)。
當時修習支那厚黑學的所謂士紳，「改姓2次重新認祖」是如此的不覺可恥，更是蔚為風潮的奇觀。
在清國漢人滿官的壓霸蹂躪下，首先學會漢語文的人成為所謂的知識份子。所謂的知識份子受統治者嘉勉，被賦予權利；所謂的非知識份子〈尚未漢化或抗拒漢化者〉不被尊重，權利不被保障！隨著強制漢化的進展，受管土地登記須使用漢文文書，給了這些少數因受漢化深影響而轉性貪婪的漢化民可乘之機，勾結唐山滿官搶先登記，豪奪土地，變化成大地主、阿舍。這就是後來所謂的台灣假漢人士紳！所謂士紳仗勢侵占新受管的「社番」土地，受害者求助無門，訴之官府也沒用。氣不過者只能自衛，卻被說成「番害」。
「噶瑪蘭通判」記述：「啁啾鳥語無人通，言不分明畫以手，訴未終，官若聾，竊視堂上有怒容。堂上怒，呼杖具，杖畢垂頭聽官諭。」
「噶瑪蘭通判」記述：「啁啾鳥語無人通，言不分明畫以手，訴未終，官若聾，竊視堂上有怒容。堂上怒，呼杖具，杖畢垂頭聽官諭。」
1886年劉銘傳上奏清國光緒帝《清賦的12項建議》中說：「小民不知法度，無從請給執照。其赴官請領墾照者，既屬狡黠之徒，往往眼看某處埔地有人開墾行將成業，乃潛赴官府請領執照，獲得廣大地段之開墾權，多至數百甲，少亦擁有數十甲。以執照為證據，坐領他人墾成土地，爭執興訟。無照者且不能對抗之，因不得已承認其為業主，而納與大租。是以大租戶（直接向官府繳稅的大地主）不費絲毫勞力坐收漁利。而實際開墾者，則反居小租戶(須向強盜『大租戶』繳租金)的地位。」由於清帝國視所謂的台灣為敵境，重視的是國庫稅收的方便與充裕，不理會劉銘傳那建議維繫公理的建議，執意放任此等所謂台灣士紳勾結官府的肆虐。這些阿舍、大地主家庭，遂得以繼續延伸入日據時期，再鑽進蔣幫中國盜匪肆虐福爾摩沙的行列。
這些漢化深、精練支那厚黑學、勾結唐山滿官、認盜作祖，偽裝成假漢人的所謂台灣士紳，繼而虛構自己是唐山移墾漢人子孫的小說，藉以掩飾其假漢人的卑劣惡行！
受漢化深影響轉性貪婪、精練「支那厚黑學」的所謂士紳、阿舍，以虛構的小說偽裝假唐山人、假漢人自以為高級，這些人中以末期的連橫、丘逢甲最卑鄙無恥，台北板橋的林维源、台中霧峰的林獻堂家族亦不遑多讓。
隨著強制漢化的進行，生番變熟番，熟番再稱漢化民。隨著清國勢力範圍的逐步擴張，熟番漢化民逐年增加，須登記的新受管土地也大量增加，造就了更多所謂的台灣假漢人士紳！台灣會有所謂唐山人拓墾者的小說，全是這些漢化深、勾結唐山滿官、認盜作祖，偽裝假漢人、假華人的所謂台灣士紳所虛構的。
清國據台，派台人員以及特殊身份者的短暫逗留，不在所謂台灣的戶籍資料內，另以流動人口簿籍登錄，是【官兵名冊】和【流寓名冊】。1895年，日本軍隊入台，這些人員不是被遣返，就是後來逃回清國。
至於「平埔」一詞，首度出現於漢人滿官陳倫烱的【海國聞見錄】中〈1731年完成，請注意，漢人滿官陳倫烱稱「台灣」為「海『國』」〉，該書有使用「平埔土番」一詞。這是因為執行封山令已46年，才發明以「平埔」稱福爾摩沙平地。後來漢人滿官黃叔璥的【臺海使槎錄】〈1736年完成〉也有出現「平埔諸社」一詞。平埔番或平埔熟番等字眼出現在志〈誌〉書中，是稱已受到掌控、管轄的台灣平地住民，主要是為了和生番〈尚未被迫漢化〉、野番〈拒絕服從、逃避漢化〉與高山番〈清國官兵不敢進入高山地段〉做區別。平埔熟番的稱呼雖然在18世紀中期以後就出現在清國的文書中，但主要還是在19世紀中期以後的文書出現得比較多。事實上，不論是19世紀或是日據時期，「平埔」與「熟番」指稱的都是「所謂台灣的所有平地住民」。【舉證辨正84.】
1881年以前，是只有已完全被迫漢化的客家語系和福佬語系所謂熟番，才依執行強制漢化的教官「硬塞給公祖」，依虛妄的客家「伯公、公祖」或福佬「公祖」而稱為民〈台灣的假漢人士紳，就是利用這些虛妄的「公祖」認盜作祖，偽造連上漢人的所謂族譜〉。到了1881年，福建巡撫岑毓英通令全台劃熟番入漢籍，連1790年重畫「土牛紅線」後尚未完成漢化的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族人，也強冠漢姓、強取漢名、入民冊。
雍正年僅是大略調查當時雲、嘉、南、高屏台灣府所轄佔據區的福爾摩沙人口。1730年，亦即雍正8年，南澳總兵許良彬的奏摺說：「台灣番社新舊歸化內附戶口，不下貳、參萬社，每社男婦老幼多至壹、貳百人，少亦不外數十眾。」
乾隆年起，即有詳實記載所管轄的土著流寓并社番。土著指的是已唐山化福爾摩沙人口，流寓是指從唐山徵聘來臨時工作的流動人口，數量非常少，各版台灣府志另有詳實記載。社番是新掌控，未唐山化的福爾摩沙人口
乾隆21年(1756) 土著流寓并社番 660,147- 喀爾吉善奏摺
乾隆28年(1763) 土著流寓并社番666,040人- 定長奏摺
乾隆29年(1764) 土著流寓并社番666,210人- 定長奏摺
乾隆30年(1765) 土著流寓并社番666,380人- 定長奏摺
乾隆32年(1767) 土著流寓并社番687,290人- 崔應階奏摺
乾隆33年(1768) 土著流寓并社番691,338人- 鄂寧奏摺
乾隆38年(1773) 土著流寓并社番765,721人- 余文儀奏摺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的大清會典（滿清法律）戶口編審附註：「土著久經向化者，皆按丁編入民數」。於是：「土著」→「民戶」；「社番」→「土著」。)
乾隆42年(1777) 土著流寓民戶 839,803人- 鐘音奏摺
乾隆43年(1778) 土著流寓民戶 845,770人- 黃檢奏摺
乾隆44年(1779) 土著流寓民戶 871,739人- 富綱奏摺
乾隆46年(1781) 土著流寓民戶 900,940人- 楊魁奏摺
乾隆48年(1783) 土著流寓民戶 916,863人- 雅德奏摺
嘉慶16年(1811) 土著流寓共計1,944,737人-《福建通志台灣府》。
(只強調是土著，不再說民戶！)
光緒十九年（1893），加入了埔里社廳、恆春縣和台東州，共計2,545,731人
這是清國自繪的國界圖，即所謂的「土牛紅線」，分別標示1722年；1750年；1760年的清國國界
以下是清國1811年的佔據區與行政劃分，即所謂的「土牛紅線」內：
1874清國國界，即1901年日本人展示的台灣隘勇線地圖
1875年沈葆楨設台北府；1885年劉銘傳在今日的台中市設台灣府。1887年稱台中地區為台灣縣，原台灣縣改稱安平縣，原台灣府改稱台南府(轄嘉義、安平、鳳山三縣)。
這張是英國人牧師William Campbell(甘為霖)於1887年至1895年間繪製的福爾摩沙地圖，標明台灣是指現今的台中。
所謂的台灣 (Tayouan)
1623年→1628年，台灣是指哆廓（Dorcko，今下營）。
1628年→1683年，台灣指的是一鯤鯓(大員、安平)。
1683年→1687年，台灣是指曾文溪以南的今台南地區。(後來略稱所謂台灣府逐漸擴大的佔領區為「台」或台灣)
1887年→1895年，台灣則是指今天的台中地區。
所以，所謂的台灣 (Tayouan)，一直都是侵略者「指稱其肆虐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的根據地」而已。後來才略稱其逐漸擴大的侵略地為「台」或台灣。
事實上，清國一直只是蠶食部分琶侃(Paccan，福爾摩沙)土地，並未真正佔領琶侃(Paccan)這個國家。即便到了1895年，清國佔領區仍不到琶侃(福爾摩沙)土地的1/2，真正完全佔據過福爾摩沙或琶侃的是日本國。
以下是日本覬覦福爾摩沙時，於1884年(明治17年)在東京出版的福爾摩沙地圖，上面標明清國在福爾摩沙佔據地的所謂「台灣」區域，這也就是1895年日本接受清國割讓所謂台灣的範圍。可以清楚看到，清帝國入侵福爾摩沙212年後，仍然只佔據福爾摩沙約1/2的土地。
由於清國唐山人滿官壓霸肆虐，福爾摩沙人忍無可忍，大小反抗不斷，大的反抗事件有朱一貴，林爽文和戴潮春的三大起義。
朱一貴是內門人。高雄內門當時是稱為『大傑巔社』，是西拉雅族支族的馬卡道族，1721年，朱一貴在內門聚集群眾千餘人起義，得到群起響應。殺清國參將苗景龍、總兵歐陽凱等，全臺(清國佔領區)的城池、營壘大多收復。臺廈道梁文煊、知府王珍、同知王禮、臺灣知縣吳觀城、諸羅知縣朱夔，及縣丞、典史等逃出鹿耳門，走避澎湖。
之後，清國派出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南澳鎮總兵官藍廷珍，分率二萬餘兵攜帶重槍炮從安平登陸。以優勢兵力反攻，朱一貴部眾潰散。朱一貴在月眉潭（今嘉義縣新港鄉）遭擒，解送至北京，凌遲處死，事件才全部平定。事件後，清國官府稱帶頭起義的朱一貴是『台匪』，稱朱一貴事件是『台寇之亂』（重修台灣府志等）。
朱一貴事件期間，有竹田、萬巒、內埔、麟洛長治、佳冬新埤、美濃高樹等六地區未加入朱一貴起義，事件後的得到清國官府犒賞，賜號義民，稱「六隊」。因是口頭號稱，後來被寫為「六堆」。
朱一貴事件以後，所謂的台灣民間流傳一首口謠怨氣歌，直到1960年代還眾人耳熟能詳：『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這是台灣民間借朱一貴抗清事件嘆惜的怨氣歌。意思是：『本來好好一個福爾摩沙族人，由於鄭成功集團入侵，被押為明朝奴；滿清趕走鄭成功集團，卻再被迫當清朝民；氣不過，起身抗爭，才自號永和；惜不久即不抵利砲大軍，又被迫受康熙宰制。』。2,010年高雄內門朱一貴紀念園區打造了一尊朱一貴雕像。底座的右側刻著這段『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的民間怨氣歌。不知是立雕像的人不明其意義，還是他一直心理清楚，明白得很，是故意刻上，明裡暗來，要提醒時下的懵懂大眾。【舉證辨正18.】
林爽文起義，類似朱一貴事件。林爽文是台中地區之大里杙社（今大里）人，屬洪雅族。1786年林爽文起義，得到群起響應。殺臺灣知府孫景燧、理番同知、北路協副協、諸羅縣知縣等人，全臺(清國佔領區)的城池、營壘大多收復。
隨後，清國急派福州將軍恆瑞、福建水師提督和福建陸路提督，先後調派清軍3萬餘人，攜帶重槍炮渡台，以優勢兵力反攻。爽文敗走集集、水沙連（今南投縣魚池鄉）等地。1788年2月，林爽文被擒，遭凌遲處死。
林爽文事件期間，有桃竹苗部分地區，未加入 林爽文事件起義，事件後也是的得到清國官府犒賞，賜號義民。【舉證辨正18.】
戴潮春是『巴宰海族』族人，住在今台中市北屯區(當時屬彰化縣四張犁，是未有登錄的所謂生番社。清國摧毀台灣文化、強制漢化洗腦是由台南往南北逐漸擴張，台中地區清廷勢力普及較晚，所以當時仍有所謂的生番社未被登錄)。1862年戴潮春起義，也是群起響應，幾乎收復當時所謂的全台灣。後來隔了一年多，也因清國調來重槍炮大軍而失守。戴潮春戰敗被殺，不久，予眾即被消滅。【舉證辨正18.】
與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不同的是，戴潮春起義，已是晚清時期，已有`一些1886年劉銘傳上奏清國光緒帝《清賦的12項建議》中所指摘的狡黠之徒大地主。此等大地主即是當時所謂台灣士紳、阿舍的福爾摩沙人。此等所謂的士紳、阿舍認盜作祖、勾結清國官府自以為高級。因習慣性掠奪資產需要武力做後盾，都自擁所謂家丁、家勇的私人部隊，橫行鄉里，並協助清國官府鎮壓福爾摩沙(琶侃) 族人。平實的福爾摩沙人早對這等所謂的士紳、阿舍有怨，是戴潮春義軍可能同時攻擊的對象，也為了保護既得利益，此等所謂的士紳、阿舍就成為清國官府抵抗戴潮春義軍的主力(清國駐軍分散，局部兵力薄弱)。其中以阿罩霧前厝林家（即霧峰林家）最著名，霧峰林家私人部隊在林文鳳(林獻堂大伯父)指揮下，靠著大砲等強大火力，不但保護住阿罩霧主要地區，林文察與林文明(林文鳳堂兄)繼續率林家私人部隊追擊戴潮春義軍，成為中部地區襲擊戴潮春義軍的主力。
戴潮春事件之後，清國官府為犒賞霧峰林家抵抗戴潮春部隊有功，清點戰鬥中被消滅的中臺灣大地主、士紳所留下之產業，全數交給霧峰林家，林家並得到全台灣的樟腦收購特權。使得阿罩霧（霧峰)林家更是瞬間倍增壯大，成為當時所謂台灣五大家族之首。
19世紀，清朝國力衰微，世界列強以炮艦外交進逼支那，1840年代起也開始覬覦台灣豐富的物產。當時台灣物資都是清廷官營，英、美等國幾次嘗試向台灣通商失敗。1858年，英法聯軍逼清廷簽訂天津條約，台南大員（安平）首先對外開放通商，基隆、淡水、打狗（高雄）也陸續開放。並逐年被逼開放原官營的樟腦等各種物產，給英、美、法自由買賣。日本見各國在台灣得利，也想瓜分。1874年，藉口1871年54名琉球宮古島人遇海難，在南屏東登陸後逕行進入牡丹社區，與牡丹社山地族人起衝突，被牡丹社族人所殺，於1874年5月22日進犯南屏東。該年清廷派沈保楨來台視察，見台灣已對外國人開放，洋人在台通商，獲取高利；而封鎖台灣的渡航禁令，現在卻祇限制得了華人。沈保楨遂奏請撤消對台灣的禁航令(渡台禁令)，同時廢止封山令及使用鐵器、竹子的禁令。1895年日本據台前，華人得以申請入出台灣經商、自由受聘民間工作，就僅20年而已。
1874年解除嚴刑峻罰的渡台禁令以前，為來台搜括資源，經招募或申請短期赴台的贌商，清國官方本來就都有「授塵附籍」(「授塵」是撥給有頂棚遮蔽的屋子住；「附籍」是准予暫時依附寄居)，並嚴行「保甲」(保甲是鄰居者具結，如有違法或脫逃必須連坐)。
1874年解除渡台禁令，來台的工商人口，除了須自行尋覓暫時的居住處所，還是依之前贌商附籍寄居的規定嚴格管理。
下面照片就是清國光緒12年(1886，渡台禁令已解除12年) 新竹縣當時的「臨時保甲門牌」照片。這在民間已很稀有，是很珍貴的證據！(智仁兄提供)
請仔細看左側「用木枋粘掛門首如違必究」的註明及右側的「如無此牌即係未入保甲不許容留」的警告，再看這「容留」和內文的「為編查保甲(才)給發門牌」、「寄籍」，就指明是流寓名冊內的暫時寄居者，所以另立「臨時保甲門牌」以資區別。而且，其原籍及所攜眷屬人數、輩份，就登錄於這掛在門楣的「臨時保甲門牌」上，這根本就是一張準備隨時可以撤除的臨時戶口名簿，所以規定必須「用木枋粘掛門首」。這是自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國佔據台灣後，將所有唐山人(所謂的漢人)趕回清國，即時下了嚴刑峻罰的「渡台禁令」，對少數清國招募或聘顧的臨時人員，就一直以此種由鄰里監視的保甲制嚴密管控，直到割讓給日本。「清國是另以流寓名冊登記來台的工商人口，不在台灣戶籍名冊之內」已非常清楚。【舉證辨正8.；9.；10.；11.；35】
現今台灣平地住民中，在本質上全是支那化的平地原住民之後裔。所謂的台灣文史學者偽裝假漢人自以為高級已成癮，硬要說「原先1661年的3200名支那人移民可能會有留下後代」，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因為福爾摩沙人視這批支那人為無可救藥的野蠻人，能避開就不接近。更何況，清廷據台時，只要與這批支那人沾上一點邊，就全部會被趕出所謂的台灣。
清國於日清甲午戰爭戰敗，清國派李鴻章向日本求饒。日本貪圖福爾摩沙(琶侃)的富庶及重要的'地理位置，要求清國讓渡所謂的台灣(其實不到福爾摩沙土地的1/2)。李鴻章在向日本求和談判第一階段結束後，1895年4月20日回國，向朝廷復命之奏摺中說：「台灣兵爭所未及，而彼垂涎已久，必欲強占。或有為之解者，謂鳳、岫、金、復、海、蓋一帶，宋明以來本朝鮮屬地，我朝未入關以前所得，台灣則鄭成功取之荷蘭，鄭本倭產，康熙年間始歸我國版圖。今倭人乘勝踞朝鮮，遂欲兼併其地，事非偶然。然而敵焰方張，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區，如虎傅翼，後患將不可知。」說明李鴻章在談判結束後，認為最痛心的不是賠款二萬萬兩以及失去營口至金復一帶，而是痛失台灣。他表明：「『台灣是沿海富庶之區』，一旦日本得到，如虎傅翼，後患將不可知」。
但是，清國原本就視所謂的台灣為敵境，後來則是以無關緊要的邊陲看待。當時清國腐敗，清廷無能軟弱，一心求饒，遂執意放棄所謂的台灣。於是，日本日本取得所謂的台灣，再逐步侵佔整個福爾摩沙。
《【所謂台灣文史學者李先生質疑說：「你是學術殿堂門外漢，竟敢大言指稱『荷蘭人及鄭成功集團是由鹿耳門進入倒風內海，從哆廓〈今下營〉的禾寮港登陸』。鹿耳門在台南市安南區內是經嚴謹考證，是所有歷史學者的共識。你真是無知妄言！」
以下是局部放大：
【2017年4月15日，台灣新聞媒體刊登台灣歷史學者、考古學家的妄言，內容是：
「台灣及西班牙組成的研究團隊，在菲律賓聖多瑪斯大學中尋獲一份厚達千頁，內載兩萬字詞的《漳州話詞彙》，成功建立起西班牙據台時期（一六二0年代）閩南語發展架構，是閩南語研究的重大發現。
一五七一年西班牙人帶著美洲白銀到菲律賓，吸引眾多閩南人前往馬尼拉謀生，從中獲知稱為『北港（Pag Cang；Paccan）』的福爾摩沙，以及島上『雞籠（Quey Lang）』、『淡水（Tam Chuy）』的相關資訊，為了傳教，便透過在馬尼拉的閩南人協助編譯相關閩南話書籍，造就《漳州話詞彙》。」
埔農不得不提出嚴明糾正：
以上台灣歷史學者、考古學家所言並非事實。台灣所謂歷史學者偽造台灣歷史的心態，70年來一直未曾改變。史實文件記錄都指出：Paccan（Pag Cang、福爾摩沙）、Quey Lang（雞籠、基隆）、Tam Chuy（淡水）等地名，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自己順著黑潮洋流航經福爾摩沙東部時，由原福爾摩沙語名稱記錄下來的，並非從唐山人口中得知，因為唐山人直到16世紀末都還不知道有Paccan（福爾摩沙）這地方。是直到明末的1610以後，才有中國福建龍溪的張燮，從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口中得知東方海上有Paccan這地方，就在他於1617年所寫《東西洋考》一書中的附錄順便提到Paccan，張燮竟寫為北港。1617年的『東西洋考』對南洋記述甚詳，但《東西洋考》本文根本就沒有提到Paccan（福爾摩沙）這個國度！
1518年(正德十三年)葡萄牙人首先派遣船艦到中國執行貿易，1553年葡萄牙人取得澳門根據地。於是西班牙人、荷蘭人競相傚尤。
由於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當時都是在所謂中國的福、廣地區活動，為了方便通商和佔領，也都勤學當地語言，貪利的當地人也勤學葡萄牙語、西班牙語、荷蘭語。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也養了不少唐山人當仲介或勞工。這些當時的相關福、廣語辭翻譯筆 記，本來是為了方便通商和佔領，與傳教無關，更和福爾摩沙一點關係也沒有！
西班牙人早在1564年佔領了菲律賓中部米沙焉群島的宿霧(Cebu)，開始在菲律賓建立殖民地。1570年，西班牙的佔領擴及呂宋島後，在馬尼拉與其美洲的墨西哥殖民地之間，每年有進行貿易的帆船航行。從美洲墨西哥運來白銀換回唐山(所謂中國福、廣地區)的絲綢、瓷器等。其航路是從馬尼拉出發到呂宋島的北端，沿福爾摩沙東岸，乘黑潮暖流北上駛往日本，再橫渡太平洋。因而西班牙人早就對福爾摩沙的東部及東北部有很清楚的認識，稱Paccan(琶侃)是「Hermosa」(來自葡萄牙人的稱呼)。
在1597年西班牙人繪製的Paccan(Hermosa)彩色地圖，首度標明現今基隆港位置，依Paccan人的原語音寫為P°de Keilang，並加以描述：「該島肥沃，處於中國和日本的要衝，但缺乏港灣，僅在向日本的島嶼北端有一港口。港灣良好而堅固，稱Keilang。港的出口狹隘，港內則廣闊而水深。」
因為以當時的帆船，要航行海象變化多端的台灣海峽十分危險，當時西班牙人並未曾穿越台灣海峽，不瞭解Paccan(台灣)西部沿岸，所以才會稱「Paccan 缺乏港灣，僅北端有一稱Keilang的港口」，也才會把Paccan(台灣) 地圖繪製成長方形。其實，1598年菲律賓總督戈麥斯·佩雷斯·達斯馬里尼亞斯（es:Gómez Pérez das Mariñas）就曾下令Don Juan de Zamudio率2艘船及200名官兵想要佔領Keilang，但遇上颱風而放棄。
難道這些所謂台灣歷史學家不曉得早在1623年1月，荷蘭人即在其唐山走狗Hung Yu-yu的帶領下入侵Paccan（台灣）西南海岸的Dorcko（荷蘭人稱Smeardorp），至1626年荷蘭人的勢力已遍及大半個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這是由於1620年後，有極少數橫渡黑水溝僥倖沒死的唐山(所謂中國)逃犯抵達南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的哆廓(Dorcko，今下營)【『台灣受虐症候群』上冊第一章P.2-3】，受到Paccanians（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人）的善心收留，並習得一些Paccan（福爾摩沙）語言。這些忘恩負義的唐山人竟成為慫恿荷蘭人入侵Paccan的通譯兼領路狗。後來荷蘭人發現唐山人奸詐、狡猾又貪婪成性，不可信任，都是自己直接學習Paccan（福爾摩沙，琶侃）語言，直接和Paccanians（福爾摩沙人）溝通。
西班牙佔據Quey Lang（Keilang、雞籠）附近地區的時期則是1626至1642年。1626年，西班牙人得知荷蘭人在南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獲取暴利，新西班牙菲律賓總督才又派兵，由伐爾得斯（Antonio Carreño de Valdes）率領艦隊從馬尼拉出發，也是由西班牙人自己熟悉的黑潮航道，沿著福爾摩沙東海岸來到福爾摩沙北端，從Ki-vanow-an（福爾摩沙語，今三貂角，屬貢寮鄉）登陸，來到Quey Lang Bay（雞籠灣），佔據Quey Lang Bay內的Tuman小島，設立堡壘作為基地，命名為Fort San Salvador（聖薩爾瓦多城）。Tuman島也連帶被稱為聖薩爾瓦多島(鄭、清侵台後，Tuman島才被改稱雞籠嶼。1875年，雞籠被清國官員改稱基隆，Tuman島也再被改稱社寮島；中國國民黨黨軍入侵台灣後又被改名為和平島，真是亂七八糟)。西班牙人入侵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北端完全與唐山人無關。
而在1626年的當時，不論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或荷蘭人，都已經學習福廣語言、養唐山人走狗達五、六十年，那是為了方便到唐山(所謂的中國)通商和佔領福、廣據點才學的。
入侵Paccan(福爾摩沙)時有利用到唐山語言的是荷蘭人，因為荷蘭人是由其唐山走狗(曾受到Paccanians（福爾摩沙人）的善心收留，並習得一些Paccan語言)領路下入侵南福爾摩沙(Formosa)。而西班牙人侵占Paccan（主動出擊，並沒有使用到唐山語言。請問，那來的「成功建立起西班牙據台時期（一六二0年代）閩南語發展架構」？所謂台灣的歷史學者竟然還能說出「是台灣閩南語研究的重大發現」這樣的話！所謂台灣歷史學者跟著中國壓霸集團不斷偽造台灣歷史的假漢人、假華人心態，70年來一直未曾改變，只要見到任何蛛絲馬跡，就不把台灣連上中國不罷休，還臉不紅氣不喘，真要被他們氣死了。
台灣歷史學者說什麼「西班牙人建立起西班牙據台時期閩南語發展架構」！事實上，台灣(Paccan)的使用福佬話及客家話，是清國據台時期利用社學、廟學，全面強制洗腦改造才形成的。台灣歷史學者這種假漢人、假華人當上癮的偽造台灣歷史心態，就如「配合中國壓霸集團，持續引用連上唐山(所謂中國)之偽造族譜」的翻版，更和「不斷引述所謂台灣乃蠻荒瘴癘之地的造謠」如出一轍，都是以虛妄的中國思維，「看到一個影，就講人生了一個子」(福佬話發音)，用想像硬加以惡意延伸、偽造。台灣聞達人士(尤其所謂的台灣文史學者)的這種心態和思維，造成今日多數所謂台灣人的迷思，誤以為自己是漢人或華人後裔。說這些台灣聞達人士可悲，卻也實在可惡。》
現今台灣平地住民中，在本質上全是支那化的平地原住民之後裔。所謂的台灣文史學者偽裝假漢人自以為高級已成癮，硬要說「原先1661年的3200名支那人移民可能會有留下後代」，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因為福爾摩沙人視這批支那人為無可救藥的野蠻人，能避開就不接近。更何況，清廷據台時，只要與這批支那人沾上一點邊，就全部會被趕出所謂的台灣。
清國於日清甲午戰爭戰敗，清國派李鴻章向日本求饒。日本貪圖福爾摩沙(琶侃)的富庶及重要的'地理位置，要求清國讓渡所謂的台灣(其實不到福爾摩沙土地的1/2)。李鴻章在向日本求和談判第一階段結束後，1895年4月20日回國，向朝廷復命之奏摺中說：「台灣兵爭所未及，而彼垂涎已久，必欲強占。或有為之解者，謂鳳、岫、金、復、海、蓋一帶，宋明以來本朝鮮屬地，我朝未入關以前所得，台灣則鄭成功取之荷蘭，鄭本倭產，康熙年間始歸我國版圖。今倭人乘勝踞朝鮮，遂欲兼併其地，事非偶然。然而敵焰方張，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區，如虎傅翼，後患將不可知。」說明李鴻章在談判結束後，認為最痛心的不是賠款二萬萬兩以及失去營口至金復一帶，而是痛失台灣。他表明：「『台灣是沿海富庶之區』，一旦日本得到，如虎傅翼，後患將不可知」。
但是，清國原本就視所謂的台灣為敵境，後來則是以無關緊要的邊陲看待。當時清國腐敗，清廷無能軟弱，一心求饒，遂執意放棄所謂的台灣。於是，日本日本取得所謂的台灣，再逐步侵佔整個福爾摩沙。
《【所謂台灣文史學者李先生質疑說：「你是學術殿堂門外漢，竟敢大言指稱『荷蘭人及鄭成功集團是由鹿耳門進入倒風內海，從哆廓〈今下營〉的禾寮港登陸』。鹿耳門在台南市安南區內是經嚴謹考證，是所有歷史學者的共識。你真是無知妄言！」
埔農回答：
首先感謝李先生肯理會埔農這你們眼中的門外漢！但是，李先生所說「現今北汕尾、鹿耳門是經嚴謹考證，是所有歷史學者的共識」，其實都只是跟著那位蔣幫中國壓霸集團帶來台灣洗腦所謂台灣人之黃典權的謊言走，那裡經過自己嚴謹考證了？以下是台灣歷史學者都應該早已知曉的史實記載，若有人能舉證指出何處錯誤，或那一項是埔農偽造的，埔農保證跪地謝罪，並從此閉嘴。
一：鹿耳門原是海峽水道，非沙洲或小島。
二：1623年以前的台灣海灣〈The Bay of Tayouan，倒風內海，原稱鹿耳海〉還是優良的深水海灣，後因地震與颱風由上游連年沖來大量泥沙，台灣海灣、鹿耳門水道快速淤積。另也為了擴展貿易，荷蘭人於1624年8月26日，就已開始計劃將主力遷往後來被鄭成功改名為所謂安平的大員島〈初名台灣島〉《The Formosan Encounter《I》第一章》。
三：1661年鄭成功海盜集團入侵台灣時，已經須等大漲潮才得以在何斌的領航下，冒險小心通過鹿耳門水道抵達禾寮港。
四：1683年，鄭克塽降清，清廷施琅赴台受降。施琅率軍循舊路線欲到禾寮港，誤闖鹿耳門〈施琅軍隊不知鹿耳門及以東的倒風內海已淤塞，船艦不能航行〉，「船艦衝擊，毀十餘艘」，還須等鄭克塽派左武衛何佑去解救再導引，始得以在承天府〈赤崁，台南府城〉的附近登岸紮營。而現今被誤指的所謂鹿耳門附近以東至洲仔尾海岸15里內，1823年〈清道光3年〉以前都還是瀰漫浩瀚之區，軍工廠廠中戰艦輕易出入。是1823年的曾文溪大改道，衝破蘇厝甲，注入安平〈大員〉以北的海灣，才沖積成現在的安南區。陸浮的範圍北從七股，南至台南城小北門，東從洲仔尾，西至今日的土城，也才有現今被誤指的所謂鹿耳門溪出現。
五：道光4年〈1824年〉3月臺灣總兵觀喜等奏議云：「鹿耳門一口，百餘年來號稱天險者，蓋外洋至此，波濤浩瀚，不見口門，水底沙線橫亙，舟行一經擱淺，立時破碎。〈以上是抄自清廷據台初期所錄實情〉．．．．〈以下是描述1824年所見〉今則海道變遷，鹿耳門〈短期派台的官員，任期短的不足一年，最長不過三年，不延任、不複派，到任者都對琶侃 (Paccan，福爾摩沙)或台灣完全陌生，因而跟著江日昇的虛構小說「台灣外記」而誤認〉內形勢大異。上年7月風雨，海沙驟長，當時但覺軍工廠一帶沙淤，廠中戰艦不能出入。乃10月以後，北向嘉義之曾文〈當時由嘉義縣《早期稱諸羅縣》管轄〉，南至郡城之小北門外40餘里，東自洲仔尾海岸，西至鹿耳門〈誤認〉內15.6里，瀰漫浩瀚之區，忽已水涸沙高，變為陸浦，漸有民人搭蓋草寮，居然魚市，自埔上西望鹿耳門，不過咫尺。....昔時郡內三郊商貨，皆用小船由內海驟運至鹿耳門，今則轉由安平大港外始能出入，目前如此，更數十年，繼長增高，恐鹿耳門即可登岸，無事更過安平，則向之所謂內險，已無所據依。」此奏文就已可見前後矛盾，先是說「鹿耳門一百多年早就不見口門」，隨後卻說「到1823年7月軍工廠廠中戰艦才不能出入」？
以上五點，相信諸位台灣歷史學者都比鄉野埔農更熟悉、更清楚，怎麼不想想為何會有這「沖積、陸浮」之時間相差140年以上的矛盾！
李先生指責說：「你好大的膽子，竟然大言不慚的說『台灣海灣〈The Bay of Tayouan〉是倒風內海，原稱鹿耳海』。你竟然指鹿為馬，把『台灣海灣』說成是『倒風內海』，真不要臉！」
埔農回答：
「台灣海灣〈The Bay of Tayouan〉就是倒風內海」可不是埔農自己說的，荷蘭文獻全都這麼記載。」
李先生說：「我不相信，你拿一篇出來給我看！」
埔農回答：
好吧，那埔農就抄一篇手邊就有的資料給李先生看。
VOC 1083, fol,506-509. 荷蘭東印度公司1624年文件寫下：”Backlouan〈今善化〉is mijlen van dese baeij gelegen”. 意思是：善化在我們這海灣的南方1荷里多處。請問，這海灣若不是指倒風內海，是指何處？「倒風」二字是後來的唐山官員，把Tayouan唸走音後寫下的。其實，李先生若要澈底明瞭這段史實，應該去看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出版的《The Formosan EncounterVol. I》，裡面有很詳盡的英文翻譯。
李先生再質疑說：「算你厲害，但是文獻記載也常見出錯。怎見得你所舉出這部份就是對的，別人認知的就錯了？更何況，鹿耳門聖母廟、鹿耳門天后宮現在都位於台南市安南區的土城，這點你總沒話說了吧！」
埔農回答：
以上所舉各點，都是正史所記載。正史記載固然不是全然可信，但以上所舉各點都是可前後對照的早期不同來源之證據。而且，「寧可相信後來牛頭對不上馬嘴的道聽塗說，而不肯相信可前後對照之各項原始證據」是理性的選擇嗎？這般態度不是很奇怪嗎？至於「鹿耳門聖母廟、鹿耳門天后宮現在都位於台南市安南區的土城」，則全是因受蔣幫中國壓霸集團洗腦，地方聞達人士在虛妄的中國式思維下偽造出來的。
李先生說：「『在虛妄的中國式思維下偽造出來的』？你敢這樣大言不慚，就給我拿出證據來！」
埔農回答：
唉！台灣縣志〈誌〉就記載：「在鹿耳門，媽祖廟是康熙58年〈1719年〉各官捐俸同建」，這裡指的才是真正的鹿耳門海峽水道陸浮後的原址。台南州祠名鑑也記載〈出版於公元1933年〉謂：「保安宮『創立』年代是清朝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主祀五府千歲」。而現在土城一帶係1823年〈清道光3年〉以後才有的浮覆地，可見原「鹿耳門」、「媽祖廟」、「保安宮」都不是在現今學者所誤認的土城一帶。
1719、1817年在原鹿耳門所創立的媽祖廟、保安宮，是於1871年才遭受大水沖毀。
現在所謂的土城「正統鹿耳門聖母廟」，原是由郭長、郭尾昂鳩於大正二年〈1913年〉發起，與庄民相謀而臨時起意才建設一座廟宇，於大正七年〈1918年〉建成，原稱「保安宮」〈福爾摩沙人被強制漢化後，到處有原廟學留下的「保安宮」〉，當時僅是安置所拾獲的神像〈是所謂的五府王爺，並無媽祖神像〉。於大正十年〈1921年〉，郭長、郭尾昂鳩等人才得知有被洪水所沖漂的媽祖神像寄留在台南的「開仙宮」〈應是『海安宮』舊名或是另已遭毀棄的舊宮廟〉，因而前往迎來，並與原所謂的五府王爺及其他的神像合併祭祀。
而現在顯宮里所謂的「鹿耳門天后宮」是1947年才興建的「天后宮」。所謂的「正統鹿耳門聖母廟」和所謂的「鹿耳門天后宮」，二者都是後來因受蔣幫中國壓霸集團帶來福爾摩沙洗腦福爾摩沙人的黃典權所迷惑，才在1960年將主祀五府千歲的「保安宮」改名為「鹿耳門聖母廟」；另於1984年四月，將「天后宮」改稱「鹿耳門天后宮」，並開始偽造此地是鹿耳門的各種道聽塗說。
1823年以後才出現的浮覆地〈安南區土城〉，卻能宣稱是1719時已是大片陸地的鹿耳門？而現在的台灣聞達人士〈尤其所謂的台灣人台灣歷史學者〉卻寧願閉著眼睛，跟隨虛妄、壓霸的中國人黃典權，把台灣史實惡整得亂七八糟，也真是令人瞠目結舌！
以上這些事實難道台灣歷史學者都不知曉？甚至有人竟然偽造「在國姓爺驅荷復台23年後，安平大港因泥沙淤積而無法通航，鹿耳門順勢而起，不僅成為防堵敵軍入侵的軍事要地，也是舟楫幅軸的熱鬧商港，往返臺海兩地的舟船絡繹不絕，商旅雲集，市況繁華」的瞞天大謊。難道他們不知「鄭成功海盜集團侵台時，鹿耳門水道已淤塞，船隻出入困難，且鹿耳門以及周圍的大片台江海域也早已成浮覆地近兩百年，而所謂的安平港至今船隻絡繹不絕」的事實？
有另位李姓所謂台灣文史學者跳出來說：「不跟你爭辯這個〈指上次所言的各項早期正史記載對上後來的道聽塗說〉，你竟然敢肯定『禾寮港是在今之下營』，又說『下營本名哆廓〈Dorcko〉，荷蘭人稱Smeerdorp』，你拿得出早期正史證據嗎？你這根本就是『自以為是』的信口雌黃！」
埔農回答：
下營「禾寮港」是早在荷蘭人來之前就有的地名。清國派台唐山官員，任期短的不足一年，最多三年一任，且又都是剛到所謂的台灣就已在盤算歸期。由於心不在台灣，任內文書多數是個自隨意記下，所以同一地名常出現福佬話近音或同音的不同用字。例如：先是哆囉嘓〈Dorcko），後寫成倒咯嘓；先是台灣內海〈台灣族人原稱鹿耳海〉，後寫成倒風內海；先是禾寮港，後寫成蚵寮港〈福佬話禾、蚵同音〉；先是北汕尾，後寫成北線尾；先是外汕洲仔，後寫成外傘洲仔；先是外汕頂洲，後寫成外傘頂洲〈(其實，線、傘是錯字，原「汕」是指水中沙丘〉，都是唐山官員依據福佬語音隨手寫下的不同用字而已。台灣文史學者不察，難怪會搞得暈頭轉向。禾寮港後來被清國派台唐山官員寫成蚵寮港，現今地名還在。
鄭成功戶官楊英的《從征實錄》以及，熱蘭遮城日誌於1661年4月30日都記載「鄭成功軍隊是從Smeerdorp的禾寮港登陸」。而且，《梅氏日記》〈荷蘭人Philippus Daniel Meij van Meijensteen 〉記載「鄭成功軍隊全副武裝從新港〈今新市〉車路越過高地，行軍而來」。而下營「禾寮港」就是新港正北方的海港，且是荷蘭人最初的根據地，替鄭成功集團領路的何斌最熟悉了。
另外，ZAAK van de GODSDIENT op he EYLAND JAVA，〈作者：François Valentijn〉中的 FORMOSA ofte TAYOUAN 章節： Mattauw a mylten north of Soelang; Taflakan a myl east of Matauw; Smeerdorp and Pau, some close by ; Terenip, south from Taflakan, north of Sekam two mylen〈原文是：Mattauw een mylten ten Noorden van Soelang; Taflakan een myl beooften Matauw; Smeerdorp en Pau , dicht by een; bezuyden Taflakan, Terenip benoorden Sekam twee mylen〉。這裡指出: 蕭壠北邊方向是麻豆，麻豆往東是官田〈Taflakan〉， Smeerdorp 和 Pau 很靠近此地。而下營就是緊鄰著麻豆和官田。Pau是Smeerdorp東邊的原唐山逃犯收容處。
還有，同時期Olfert Dapper著作的 d’Eilanden Tayowan, Formosa 篇 p. 38：Smeerdorp is located two mijlen from Sackam.〈原文是：Smeerdorp, gelegen twee mijlen van Sakam.〉，意思是：Smeerdorp離赤崁〈今台南市區〉有2荷里。如果大家對two mijlen的古荷蘭里程沒有概念，就請看The Formosan Encounter《I》p. 77〈1629年〉：Sinckan is about one mijl away from our Fort〈指Zeelandia；熱蘭遮城〉，意思是：新港〈今新市區〉離熱蘭遮城大約1荷里。由此可知: 由赤崁到 Smeerdorp 是赤崁到 Sinckan 兩倍多的距離〈由熱蘭遮城到赤崁還有一段距離〉。下營到赤崁距離正是新市到赤崁距離的兩倍多。
而且，熱蘭遮城日誌於1656年5月5日及1657年6月30日都有記載，哆廓〈Dorcko 〉和麻豆〈Mattauw 〉之間是茅港尾〈Omkamboy 〉。
以上四則都指出Smeerdorp就是在今日下營。鄭成功集團在此設有軍營──海墘營，曾以海墘營稱呼此地。清廷唐山滿官進入台灣後，則還是以音譯Dorcko稱倒咯嘓，是後來的執行漢化教官才用其家鄉地名改稱下營。況且oijlaukan〈禾寮港〉是在Smeerdorp，而今日下營還存在蚵寮港〈禾寮港，因福佬話禾、蚵同音而用了不同字〉這地名。鄭成功集團入侵台灣初時，曾因妒恨、也為防止Dorcko人再逃跑，大肆破壞禾寮港內的雙船體結構大型遠洋船艦Marn-Gka〈艋舺 〉及造船廠，把破殘骸棄置港內，塞滿整個禾寮港，下營人還一度無奈自嘲，諷稱禾寮港〈蚵寮港〉為『破船港』呢！
而且，禾寮港，以及鹿耳門出海口的大港、北汕(線)，地名都還在。禾寮港(蚵寮港)在今台南市下營區；大港、北汕(線)在今台南市北門區。華奴化後的所謂台灣文史學者，就沒人想要去看一看。真是悲慘！
而且，禾寮港，以及鹿耳門出海口的大港、北汕(線)，地名都還在。禾寮港(蚵寮港)在今台南市下營區；大港、北汕(線)在今台南市北門區。華奴化後的所謂台灣文史學者，就沒人想要去看一看。真是悲慘！
這位所謂台灣文史學者再反駁說：「可是，清廷據台文書就記載『哆囉嘓社在今東山一帶』，學者都同意哆囉嘓是Dorcko的音譯，這與你所提證據又相矛盾，看你又如何解釋？」
埔農回答：
清國初入侵時，因為當時哆廓的造船廠和船隻已被鄭成功集團破壞20年，禾寮港已廢棄，海岸線也有清軍封鎖，有一群哆廓〈Dorcko〉族人只得由陸路出逃到今東山一帶的山區。其實，當年鄭成功海盜集團入侵時，就已有部分哆廓〈Dorcko〉族人乘船出逃到東部海岸〈鄭成功集團勢力並未伸入東部海岸〉。花蓮富里鄉是台灣東部唯一的西拉雅部落，花蓮富里鄉族人都還知道祖先是確定由西部逃來的。可能還有部分哆廓族人在所謂的大魯閣定居，因為這是音譯，而哆廓〈Dorcko〉中間有一個捲舌的子音，被譯為大魯閣是有可能的，且所謂的大魯閣族語音與西拉雅語音很接近，只是尚待進一步查尋直接證據。
當時原本的哆廓〈Dorcko〉一地雖然被鄭成功集團改名為海墘營，但清國唐山人官員進入台灣仍稱哆廓〈Dorcko〉為「倒咯嘓社」，是1685年才由「廈臺兵備道」巡道「周昌」用廟學教官的家鄉地名改稱「下營」的。後來清國勢力伸入東山、關仔嶺一帶，「倒咯嘓社」既已改稱「下營」，新到任的清國唐山人官員對「倒咯嘓社」一無所知，就重新音譯Dorcko，稱逃亡到該地的哆廓〈Dorcko）族人為「哆囉嘓社」。「倒咯嘓社」、「哆囉嘓社」都是不同音譯而已。何況Dorcko一地，自荷蘭人侵Paccan，就一直記明是靠海港口，鄭成功海盜集團還稱此地為海墘營〈意思是：緊靠海岸的營區〉怎麼會是在山區呢？
這位所謂台灣文史學者又說：「算你厲害，但即使別人都錯了，也並不表示你就一定對！古歷史的考證不容易，即使江日昇的「台灣外記」、黃典權都亂寫，但你竟敢肯定地大言『北汕尾是在現今北門區，鹿耳門是在現今佳里區和北門區之間』，好像全台灣的歷史學者都是白癡，就只有你一個人清楚明白，未免太過分了！你必須另外拿得出其他更可令人信服的證據來！」
埔農回答：古歷史的考證是不容易，但荷、鄭時期距今僅不到四百年，各項嚴謹的文獻記載都還查得到，只有被迷惑的人才會視若無睹。北汕尾、鹿耳門的誤植，是始自江日昇於1704年所寫的「台灣外記」一書，唐山人江日昇是以部分聽說、部分想像所寫的小說。台灣聞達人士明知台灣外記內容錯誤連篇，卻還是常常引用其虛構的內容，實在令人難以理解其用心！難道看過金庸的武俠小說《笑傲江湖》，就要相信令狐沖、向問天、任我行真有其人，還要相信他們參與了朱元璋的創建明帝國嗎？至於黃典權，他是蔣幫中國壓霸集團帶來福爾摩沙專門洗腦福爾摩沙人的，頭殻壞了才會相信他！
埔農敢肯定地說「北汕尾是在現今北門區，鹿耳門是在現今佳里區和北門區之間」，當然必須有多項可令人信服的相符證據，只是台灣歷史學者對埔農的懇切舉證說明不屑一顧罷了！我現在就重提一遍。
先舉多數人知道的例子，先看清光緒會典收錄的台灣全圖〈莫崇志繪〉，相信台灣歷史學者都很熟悉吧！這台灣全圖就指出了「北汕尾〈寫成北線尾〉」、「大港」的正確位置，大港是在麻豆的正西方；北線尾是在大港的北方。清光緒會典於光緒十二年〈1886年〉始修，此圖是清光緒會典收錄，莫崇志繪製的時間應該更早。由於倒風內海和鹿耳門在1624年後持續快速淤積，到了清乾隆年間，倒風內海三分之二以上已經成為內陸地，並早經洪水氾濫沖出了漚汪溪、蕭瓏溪、灣裡溪、茄拔溪〈即所謂的曾文溪〉，原鹿耳門附近早已是大片陸地。所以，莫崇志繪製的台灣全圖已不見倒風內海和鹿耳門。
以下是局部放大：
這位台灣文史學者又說：「古地圖繪製無法很精準，並不是全然可信。你是學術門外漢，不要看了圖就編故事。學術是必須多方查證的！」
埔農回答：
依現在的台灣學術殿堂而言，埔農確實是門外漢。但你們台灣歷史學者有做到自己所說的「學術是必須多方查證」嗎？
埔農知道，古地圖的繪製，距離無法做到很精準，但臨近的相對位置和方向總不會有大差錯吧！而且，光緒會典是清國皇帝的專刊，若太離譜而導致行政上的誤導或軍事行動上的挫敗，不被殺頭啊？更何況，清光緒會典收錄的台灣全圖和荷蘭文獻所記載完全相同。
這位台灣文史學者再強辯說：「清光緒會典收錄的台灣全圖是單一證據，荷蘭文獻的記載又是使用荷蘭文，台灣史學者留學荷蘭的也有好幾位，單憑你三言兩語，就想推翻所有台灣歷史學者的認知？回去再多做功課吧，不要自不量力了！」
埔農回答：
埔農以上舉出了這麼多史實證據，怎麼會是單一證據，又怎麼會只是埔農的三言兩語？留學荷蘭的所謂台灣史學者是有好幾位，但他們都是受過蔣幫中國壓霸集團的洗腦教育，長大後才前往荷蘭留學的。法國生理學家Claude Bernard就說過：「既有的知識，是學習正確認知和正確思考的最大障礙」。所謂的台灣史學者留學荷蘭都主要是研習「中國式洗腦教育教科書裡所未講授的部份」，既有的認知，阻礙了宏觀的視野，限制研習的領域。所以，他們對荷蘭人初入福爾摩沙之前10年的文獻沒有深入研讀，也是無奈的事實。
至於說「埔農不自量力」，埔農就是自知人微力薄，才凡事盡全力仔細求證、多做功課。比如，幾張埔農找到的荷蘭侵台早期文獻，是埔農親自請荷蘭大學的歷史學者幫忙翻譯的。另外，埔農為了避免有任何疏失，也親自前往現在的台南市北門區，探尋390年前荷蘭人之唐山走狗所指稱的「北汕(北線)」和「大港」是否有留下任何跡證。結果竟然發現，「北汕」、「大港」和「禾寮港(蚵寮港)」的地點、地名都還在，這是歷經390年不爭的事實。其實，清光緒會典收錄的台灣全圖已算是很精確的地圖了。您若真是理性清明，請也親自到現在的台南市北門區及下營區走一趟，搭車即可抵達。不必耗費任何體力，即可現場看清楚、調查清楚。到了今天這麼開放的時代，還在迷信蔣幫中國壓霸集團用來洗腦福爾摩沙人的偽造文書，那就太不應該了！
「北汕尾是在現今北門區，鹿耳門是在現今佳里區和北門區之間」，這不僅《The Formosan Encounter《I》》有詳細記載，熱蘭遮城日誌於1656年10月9日也有記錄到，北汕尾沙洲和鹿耳門水道就在蕭壠〈今佳里區〉的北方近旁。有了原始的史實證據，地點、地名現時也都還在，埔農認為，沒有任何再爭辯的餘地了。找出原始資料，拿來和歷年地形、地貌的演變以及現有地名存在的年代相互比對，才是真正的有「多方查證」，不是嗎？既是台灣歷史學者，應該都熟知The Formosan Encounter和熱蘭遮城日誌吧，想現場看清楚也很方便，再要執迷不悟，那就非理性之人應有的心態了！
這位所謂台灣歷史學者再說：「哼！台灣歷史學者都知道，『大港』指的是安平〈大員〉港，『北汕』在安平〈大員〉的北方附近。道光４年〈1824年〉３月臺灣總兵觀喜等的奏議就已提到：『昔時郡內三郊商貨，皆用小船由內海驟運至鹿耳門，今則轉由安平大港外始能出入』，別以為你隨便說說，我們就會跟著你起舞！」
埔農回答：
拜託！請您仔細看看這句「轉由安平大港外始能出入」，這大港二字是用來形容「安平港很大」，並非地名的稱呼，因為安平港是百里之內最大的海港。而現今北門區的「北汕」和「大港」，都是390年前就已存在的地名〈是1624年荷蘭人的對外貿易港，由荷蘭人之唐山走狗所取的福佬語名〉。現在所謂的安平，當時還是孤島，1626年荷蘭人稱作Tayouan Isle，其唐山走狗寫為「台灣島」。是後來改以「台灣」稱呼Paccan這國度時，唐山人才用福佬語同音的「大員」改寫為「大員島」。鄭成功佔領「大員島」後，又以其家鄉名，將大員改稱安平。大港二字，從來就不是所謂安平的地名！
至於您們在安平〈大員〉北方鄰近所指稱的「北汕」、「北汕尾」，和您們所謂的「鹿耳門」一樣，是18世紀中期後，短期派台的清國官員因從未到過台灣、不瞭解台灣，才依江日昇所虛構的小說「台灣外記」而開始隨便誤指的。所以埔農才說：必須要找出原始資料，拿來和歷年地形地貌的演變以及尚存地名的年代相互比對，才是真正的有「多方查證」。請別再繼續被那位蔣幫中國壓霸集團帶來台灣專門洗腦台灣人的黃典權以及虛構的小說所迷惑了！
這位所謂台灣歷史學者又說：「不要以為找到了一些不同的證據或別人的差錯，就認為自己什麼都懂了！我們就有一張葡萄牙人於1626年聽前荷蘭人走狗Diaz之描述所繪製的大員海灣圖，這圖就標出是包括麻豆、蕭壠和新港、普羅岷遮城〈即赤崁〉、熱蘭遮城隔海相望的大員海灣。所以，這北汕尾和鹿耳門就是在臨近安平和赤崁的海灣。你沒話說了吧！」
埔農回答：
唉！事實上，你們所謂的大員海灣圖，是The Bay of Tayouan，這其實本是1626年的所謂「台灣海灣」，即後來所謂的倒風內海〈倒風是Tayouan的略為走音〉，原稱鹿耳海，並不是後來被稱為安平的大員海灣。此圖是於18世紀時重新繪製的。
此圖於18世紀重繪時，當時因為軍事、交通與行政中心早已遷到大員和赤崁有一百多年，因而誤植了錯認的補充和更動。近代加以數位化時，更因受台灣聞達人士之錯誤認知所影響而繼續出錯，誤以為The Bay of Tayouan緊臨後來的大員島，就把蕭壠〈Soelang，今佳里〉、麻豆〈Mattauw〉和新港〈Sincan，今新市〉都向左邊方向錯置了，還加入後來的普羅岷遮城〈Provintia，即赤崁〉和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
當時蕭壠、麻豆南邊鄰近是包括目加溜灣〈Baccaluan，今善化〉、直加弄〈Tackalan，今安定〉的大片陸地。而且麻豆港是倒風內海南岸的港口，人人皆知，蕭壠和麻豆又怎麼會是南邊面海而北邊是大片陸地呢？而蕭壠〈佳里〉、麻豆、目加溜灣〈善化〉、直加弄〈安定〉和新港〈新市〉是大片相連續的土地，蕭壠和麻豆又怎麼會是與新港、普羅岷遮城〈即赤崁〉、熱蘭遮城隔海相望呢？而且，直到1660年大員島都還是海中的獨立海島，若這1626年的The Bay of Tayouan圖是你們所謂的臨近安平〈大員〉和赤崁之海灣，當時的這海灣以南又怎麼會是大片與東邊相連的陸地呢？
更何況，荷蘭東印度公司1624年文件〈VOC 1083, fol,506-509.〉：”Backlouan〈今善化〉is mijlen van dese baeij gelegen”. 意思是：善化在我們這海灣的南方1荷里多處。這The Bay of Tayouan當然是指倒風內海，盲目被中國盜匪遷著鼻子走的台灣華奴歷史學者，卻硬要說這是大員海灣！
以下是 The Bay of Tayouan，當時是謂台灣內海，後寫為倒風內海(倒風是Tayouan的略
為走音)。
這位所謂台灣歷史學者又說：「古代地理的地形地貌常有變化，不是你說了就算！」
為走音)。
這位所謂台灣歷史學者又說：「古代地理的地形地貌常有變化，不是你說了就算！」
埔農回答：
唉！當然不是誰說了就算，也不是誰說了就能信以為真！必須比對各種原始證據都相符合，還要查察錯覺者誤認的原因，才可以證實真相。
地形地貌是會隨時間改變沒錯，但是大台南地區四百年來地形地貌的變化，都逐年留有記錄存在，你們不可能不知道！怎麼可以還拿這個彆扭的理由來強辯？」
這位台灣歷史學者再說：「就算這海灣圖的註記有點奇怪，但是這The Bay of Tayouan地圖是世界流通的，就你一個人說它錯了？你好大的膽子！你算什麼東西！」
埔農回答：
唉！事實上，這你們所謂的大員海灣圖〈重繪的The Bay of Tayouan〉於重繪和數位化時誤植了不正確的補充印記和更動，並不是埔農首先看出來的！此The Bay of Tayouan地圖重繪及數位化後的收錄使用者，很早就已發現這些在重繪及數位化時所加入的錯誤印記，並在此圖下面附有「不要被錯誤印記弄糊塗了」的說明。
埔農可以把你們所謂大員海灣圖〈The Bay of Tayouan〉的原勘誤註記文〈說明它後來所做的更動和加註可能全錯了〉抄給你們看：「This file contains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uch as EXIF metadata, probably added ….from scanner used to create or digitize it. If the file has been modified from its original state, some details may not fully reflect the modified file…… and may be completely wrong.」埔農不再翻譯了。
很奇怪，為什麼就只有台灣學者會堅持要跟著那來台灣洗腦所謂台灣人的黃典權繼續錯下去？連The Bay of Tayouan地圖重繪及數位化後的勘誤說明都堅決視若無睹。
更何況，1626年以前大員島並無荷蘭人的要塞，當時熱蘭遮城才正準備要興建。因為當時倒風內海的入口〈鹿耳門〉逐漸淤淺，退潮時大型船隻出入險象環生。圖中可看出鹿耳門隘口內泥沙淤積，航道狹窄，但仍可見保衛倒風內海入口的炮台及要塞。
再請將此海灣圖拿來和清據早期的大台江地圖比較，即可明白你們所謂的大員海灣圖事實上是倒風內海圖。清據早期的大台江地圖顯示，鄭清時期大船已進不了倒風內海，但大船還在所謂的大員海灣〈現在所謂的狹義台江瀉湖〉自由航行呢！這又是另一明證。〈以上的台灣聞達人士至此才`無言再以對，但仍以一付「是不屑理會」的態度，繼續在檯面上腐蝕台灣人的靈魂和意識〉】
【2017年4月15日，台灣新聞媒體刊登台灣歷史學者、考古學家的妄言，內容是：
「台灣及西班牙組成的研究團隊，在菲律賓聖多瑪斯大學中尋獲一份厚達千頁，內載兩萬字詞的《漳州話詞彙》，成功建立起西班牙據台時期（一六二0年代）閩南語發展架構，是閩南語研究的重大發現。
一五七一年西班牙人帶著美洲白銀到菲律賓，吸引眾多閩南人前往馬尼拉謀生，從中獲知稱為『北港（Pag Cang；Paccan）』的福爾摩沙，以及島上『雞籠（Quey Lang）』、『淡水（Tam Chuy）』的相關資訊，為了傳教，便透過在馬尼拉的閩南人協助編譯相關閩南話書籍，造就《漳州話詞彙》。」
埔農不得不提出嚴明糾正：
以上台灣歷史學者、考古學家所言並非事實。台灣所謂歷史學者偽造台灣歷史的心態，70年來一直未曾改變。史實文件記錄都指出：Paccan（Pag Cang、福爾摩沙）、Quey Lang（雞籠、基隆）、Tam Chuy（淡水）等地名，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自己順著黑潮洋流航經福爾摩沙東部時，由原福爾摩沙語名稱記錄下來的，並非從唐山人口中得知，因為唐山人直到16世紀末都還不知道有Paccan（福爾摩沙）這地方。是直到明末的1610以後，才有中國福建龍溪的張燮，從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口中得知東方海上有Paccan這地方，就在他於1617年所寫《東西洋考》一書中的附錄順便提到Paccan，張燮竟寫為北港。1617年的『東西洋考』對南洋記述甚詳，但《東西洋考》本文根本就沒有提到Paccan（福爾摩沙）這個國度！
1518年(正德十三年)葡萄牙人首先派遣船艦到中國執行貿易，1553年葡萄牙人取得澳門根據地。於是西班牙人、荷蘭人競相傚尤。
由於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當時都是在所謂中國的福、廣地區活動，為了方便通商和佔領，也都勤學當地語言，貪利的當地人也勤學葡萄牙語、西班牙語、荷蘭語。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也養了不少唐山人當仲介或勞工。這些當時的相關福、廣語辭翻譯筆 記，本來是為了方便通商和佔領，與傳教無關，更和福爾摩沙一點關係也沒有！
西班牙人早在1564年佔領了菲律賓中部米沙焉群島的宿霧(Cebu)，開始在菲律賓建立殖民地。1570年，西班牙的佔領擴及呂宋島後，在馬尼拉與其美洲的墨西哥殖民地之間，每年有進行貿易的帆船航行。從美洲墨西哥運來白銀換回唐山(所謂中國福、廣地區)的絲綢、瓷器等。其航路是從馬尼拉出發到呂宋島的北端，沿福爾摩沙東岸，乘黑潮暖流北上駛往日本，再橫渡太平洋。因而西班牙人早就對福爾摩沙的東部及東北部有很清楚的認識，稱Paccan(琶侃)是「Hermosa」(來自葡萄牙人的稱呼)。
在1597年西班牙人繪製的Paccan(Hermosa)彩色地圖，首度標明現今基隆港位置，依Paccan人的原語音寫為P°de Keilang，並加以描述：「該島肥沃，處於中國和日本的要衝，但缺乏港灣，僅在向日本的島嶼北端有一港口。港灣良好而堅固，稱Keilang。港的出口狹隘，港內則廣闊而水深。」
因為以當時的帆船，要航行海象變化多端的台灣海峽十分危險，當時西班牙人並未曾穿越台灣海峽，不瞭解Paccan(台灣)西部沿岸，所以才會稱「Paccan 缺乏港灣，僅北端有一稱Keilang的港口」，也才會把Paccan(台灣) 地圖繪製成長方形。其實，1598年菲律賓總督戈麥斯·佩雷斯·達斯馬里尼亞斯（es:Gómez Pérez das Mariñas）就曾下令Don Juan de Zamudio率2艘船及200名官兵想要佔領Keilang，但遇上颱風而放棄。
難道這些所謂台灣歷史學家不曉得早在1623年1月，荷蘭人即在其唐山走狗Hung Yu-yu的帶領下入侵Paccan（台灣）西南海岸的Dorcko（荷蘭人稱Smeardorp），至1626年荷蘭人的勢力已遍及大半個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這是由於1620年後，有極少數橫渡黑水溝僥倖沒死的唐山(所謂中國)逃犯抵達南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的哆廓(Dorcko，今下營)【『台灣受虐症候群』上冊第一章P.2-3】，受到Paccanians（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人）的善心收留，並習得一些Paccan（福爾摩沙）語言。這些忘恩負義的唐山人竟成為慫恿荷蘭人入侵Paccan的通譯兼領路狗。後來荷蘭人發現唐山人奸詐、狡猾又貪婪成性，不可信任，都是自己直接學習Paccan（福爾摩沙，琶侃）語言，直接和Paccanians（福爾摩沙人）溝通。
西班牙佔據Quey Lang（Keilang、雞籠）附近地區的時期則是1626至1642年。1626年，西班牙人得知荷蘭人在南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獲取暴利，新西班牙菲律賓總督才又派兵，由伐爾得斯（Antonio Carreño de Valdes）率領艦隊從馬尼拉出發，也是由西班牙人自己熟悉的黑潮航道，沿著福爾摩沙東海岸來到福爾摩沙北端，從Ki-vanow-an（福爾摩沙語，今三貂角，屬貢寮鄉）登陸，來到Quey Lang Bay（雞籠灣），佔據Quey Lang Bay內的Tuman小島，設立堡壘作為基地，命名為Fort San Salvador（聖薩爾瓦多城）。Tuman島也連帶被稱為聖薩爾瓦多島(鄭、清侵台後，Tuman島才被改稱雞籠嶼。1875年，雞籠被清國官員改稱基隆，Tuman島也再被改稱社寮島；中國國民黨黨軍入侵台灣後又被改名為和平島，真是亂七八糟)。西班牙人入侵福爾摩沙(Formosa，琶侃，Paccan)北端完全與唐山人無關。
而在1626年的當時，不論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或荷蘭人，都已經學習福廣語言、養唐山人走狗達五、六十年，那是為了方便到唐山(所謂的中國)通商和佔領福、廣據點才學的。
入侵Paccan(福爾摩沙)時有利用到唐山語言的是荷蘭人，因為荷蘭人是由其唐山走狗(曾受到Paccanians（福爾摩沙人）的善心收留，並習得一些Paccan語言)領路下入侵南福爾摩沙(Formosa)。而西班牙人侵占Paccan（主動出擊，並沒有使用到唐山語言。請問，那來的「成功建立起西班牙據台時期（一六二0年代）閩南語發展架構」？所謂台灣的歷史學者竟然還能說出「是台灣閩南語研究的重大發現」這樣的話！所謂台灣歷史學者跟著中國壓霸集團不斷偽造台灣歷史的假漢人、假華人心態，70年來一直未曾改變，只要見到任何蛛絲馬跡，就不把台灣連上中國不罷休，還臉不紅氣不喘，真要被他們氣死了。
台灣歷史學者說什麼「西班牙人建立起西班牙據台時期閩南語發展架構」！事實上，台灣(Paccan)的使用福佬話及客家話，是清國據台時期利用社學、廟學，全面強制洗腦改造才形成的。台灣歷史學者這種假漢人、假華人當上癮的偽造台灣歷史心態，就如「配合中國壓霸集團，持續引用連上唐山(所謂中國)之偽造族譜」的翻版，更和「不斷引述所謂台灣乃蠻荒瘴癘之地的造謠」如出一轍，都是以虛妄的中國思維，「看到一個影，就講人生了一個子」(福佬話發音)，用想像硬加以惡意延伸、偽造。台灣聞達人士(尤其所謂的台灣文史學者)的這種心態和思維，造成今日多數所謂台灣人的迷思，誤以為自己是漢人或華人後裔。說這些台灣聞達人士可悲，卻也實在可惡。》
